高安斗牛
西班牙斗牛世界闻名。但很多人不知道，高安斗牛会和西班牙斗牛一样历史悠久。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是高安市祥符镇塔前村土城村斗牛之日。
据传，高安土城斗牛起源于明末清初，起初只是农家放牛娃的一种游戏，后来成为当地的竞技娱乐活动，一直沿续至今。
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又到了土城人狂欢的日子。土城村邻近的南山村、东岗村及大城镇、汪家乡等周边乡镇的耕牛来参赛了，土城人的亲朋好友都来做客了，媒体及摄影爱好者也都纷至沓来。
烈日当空，热浪滚滚，室外温度近40摄氏度。观众观看斗牛的热情和气温一样炙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或戴草帽或撑阳伞，城里女人怕晒则全副武装，只露出一双眼睛。
上午预赛，下午决赛。牛上场，主人往往会抚摸它，让它静心应战。有的牛一看到对方强势就吓得撒尿，就打退堂鼓，主人着急，每每要助它一臂之力，推它应战。有一对牛上场互相亲昵，任你怎么捣鼓就是不斗。旁边的老乡笑道：它们怎么会斗呢？父亲的牛和儿子的牛，每天吃住在一起，亲着呢！
最好看的就是实力相当的烈性牛，一上场就发飙，互不相让。这时场上响起的欢呼声，就像催战号，牛越斗越勇，尘土扬起来，摄友们跑起来，全然忘记了热。赛后制服牛也总有精彩上演，获得了自由的牛要重新拴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几个人围追堵截满场子跑，不少人被撞到才能制服。一天的狂欢结束了，但土生土长的高安斗牛会带给人们的快乐却永存。
土城斗牛是高安市祥符镇塔前土城村一带农民为了庆典当地“吃新节”而举行的斗牛比赛活动，属于民间娱乐性民俗活动。所谓“吃新”就是当地农民以祭神拜祖的方式来品尝食用新鲜农作物，通过人神共享劳动果实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土城斗牛体现出一种富有地方乡土特色的传统“草根”文化和节庆文化。
土城斗牛起源于何年何代还有待考证，但高安民间流行“吃新节”的习俗自古有之。据民国初期《高安县志》记载：“乡人选‘辛酉’或‘巳酉’日‘吃新’——新鲜饭菜，先盛饭三盅，上插稻穗，烧香鸣爆，供神敬祖……”。吃新节的寓意有两层，一是庆贺新鲜农产品可以供人们食用，二是祈求新种的禾苗获取丰收。吃新节的活动内容有祭神拜祖、大吃大喝、看斗牛、看唱戏等。祥符一带的吃新节，选在农历五月十五，这个时候，新鲜瓜果蔬菜开始上市，田间禾苗正在拔节。因此，当地农民又把吃新叫做“朝禾苗”，祈望稻谷丰收。
如今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这一天，只要一走进祥符塔前土城村，就会看到这个小山村像集市一样热闹非凡。许多邻近的村民约定俗成地来到这里，他们兴致勃勃地有的牵着牛、有的骑着车来参加土城村的斗牛会。斗牛场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几十头编了号的牛牯一一出场亮相，接着便按拈阄顺序进行角逐。胜负决出之后，胜者披红挂彩，主人荣誉受奖。中午吃饭时，家家户户宴席丰盛，宾朋满座，那种隆重的场面胜过了端午节的喜庆，因为来家里作客的不只是亲戚，还有前来看斗牛的新老朋友。据土城村的老人讲述，过去斗牛更加热闹，过来参赛和观看的不但有本地人，而且还有奉新、安义、新建等邻县的外地人。斗牛之前，人们都要先到土城村的万里庙朝拜，将带来的供品和稻穗供在菩萨面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个时候土城村的吃新节，要闹上三天三夜，一到晚上，各家各户就会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到庙前搭个戏台，让请来的戏班子演出“端节戏”。
闻名远近的斗牛会让高安的黄牛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与发展。高安素有“黄牛之乡”盛名，史料上也有“高安盛产牛”的记载，近年来高安的牛肉制品以无公害优质食品畅销国内外，每一次斗牛活动，尤其通过各级媒体宣传，都能让高安的肉牛产业增加一分光耀。
高安桂岩书院
华林山南麓，有一个神秘的水上村庄——洪城村。洪城村位于上游湖区，进出村庄需荡舟。据史料记载，唐朝中期，高安调露乡（今华林山风景名胜区）洪城村人幸南容（746～819），于唐元和九年（814）在洪城村西边创建了我国较早招徒授业的私家书院——桂岩书院。
桂岩书院的创办人幸南容，于唐贞元九年（793）荣登进士榜，恰巧与柳宗元同榜，并结为忘年之交。据《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幸南容、柳宗元等及第后曾题名大雁塔。元和四年（809），幸南容任国子监祭酒，曾出使吐藩，完成使命返回时，柳宗元作《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称“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郸之召，北会元戎，直道自达，吾侪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礼述职，公卿多其仪。”幸南容告老还乡后，柳宗元非常羡慕，著《送筠州大司成幸南容归序》，赞其“虽枚生之节，长卿之道，无以尚也。”元和十四年，幸南容病逝，幸南容之子至善请柳宗元作《唐故开国子祭酒文贞公墓志铭》。
洪城村依山而建，三面环水。《幸氏族谱》记载：秦代，有幸氏先人从山西雁门关徒步迁徙至此，被这里的奇山异水、幽雅景致深深吸引，遂筑室建村，取名“幕山”。唐代时，因村中一人在南昌为官，为显其荣，改名“洪城”。宋代，村中鼎盛时，有五百多户。在20世纪50年代末，因修上游水库，洪城古村被淹没，桂岩书院遗址也沉入湖底。临湖而建的一座三层楼阁，题名“洪城文史馆”，虽然小巧，却也雅致。阁楼的主人幸友金介绍，这座阁楼是他筹资十余万元所建，意在纪念幸氏先祖的伟绩，弘扬桂岩书院遗风。楼中收藏有《幸氏族谱》，散落在桂岩书院遗址周围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针、石箭头，宋代重修书院时的碑石以及历代的碎瓷、陶片等。
桂岩书院坐落在华林山洪城村西边（今上游湖北端）。据史记载，书院当年建筑规模宏伟，“环植桂三百株”、“中植书院，旁翼四斋”，附建有习武用的跑马场，观武用的“歇豪亭”和供休息用的“紫翠亭”，总面积超过一百亩。书院因所在地多桂花树和页岩而取名为“桂岩书院”。南宋宰相周必大曾在该书院二次重修时为其题额，以示鼓励。书院自唐至清，历经三兴三废，规模曾渐趋完善，有朝拜厅、授业堂、自修堂、习读斋、藏书室、花园、膳食房，其执教人均由创办人、重修人亲自担任，同时邀请名人志士来院讲学。据高安华林山洪城村《幸氏宗史》记载，当年“应桥车马驰逐，长途游客如织”，前来求学、讲学者络绎不绝，开一代兴学重教之先河。幸氏后裔宋代幸元龙著有《桂岩书院记》。
华林山
华林山脉位于高安、奉新交界处，东经115度9分、北纬28度38分之间，在地理上属罗霄山脉东段的九岭山余脉的延伸。最高峰华林寨海拨高816米，地形险峻，峰耸壁削，古木苍苍，云烟袅袅，雾漫泉流，风光秀丽。历史上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宗教文化活动的风水宝地，招徒授业私家书院的发祥地，还是华林胡氏的祖籍地，历史人文积淀十分厚重。早在史前，华林山就有人类活动，历经数千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加上秀山奇石和各类飞禽走兽、珍贵树群、溪水瀑布和宜人的气候环境，形成了雄秀幽奇的楚地自然风光。早在一千多年前，唐宣宗李忱就曾赋诗称道：“爱此华林幽，穴居聊避世”。
华林山属于九岭华夏隆起带地形，山地面积占全境总面积的80%以上，多由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组成山脉，海拔600米以上地方土壤为黄红壤，肥力较高，且由于处亚热带气候地段，雨量充沛，气候湿润，适宜木本、草本植物生长，植被丰厚，储水充足。由此形成华林寨风景名胜区秀丽的自然风光，主要特点有受地壳运动而分裂成奇形怪状的石群；有受气候和海拔高度、土壤条件下影响而生长的乔木、灌木、藤本和药草，且大都属珍稀植物；有经年不息的流水瀑布等等。
华林山最有特点是丫口石，丫口石在华林集镇东北方向约10公里处，因其顶端在亿万年前受地壳运动影响分裂成两半，其形状酷似乌鸦张嘴而得名，故名丫口石。是一奇特的巨石群，每年有上千名游客攀登石峰观赏美景。
丫口石顶端海拔624米，矗立在高奉两县交界的山脊上，身高64米，石座直径103米，由八块巨石自然叠成。南北方向看，似张嘴呼啸的猛虎盘踞在山巅之上。东西向看，犹如友谊的双手把奉新与高安紧紧连结在一起，叫人回味无穷。石群底座，石缝巷道纵横交错，宽者一米，窄处不足一尺，但能侧身仰头而过，饱览石缝中一线天的风光。壮年者可拾级而上，登峰眺望奉高两县，美景尽收眼底，大有“丫口石峰下，万岭不思游”之感。
白水槽瀑布位于华林山集镇东北1公里处。瀑流分两支：一支从巨石的东边翻滚下来，形如蛟龙出山，发出隆隆的咆哮声，远看似白浪滔天，近看若银花四溅。雾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道彩虹。另一支从巨石的西边倾泻而下，倘若您漫步其中，正欣赏东瀑之壮观，不留神会被西瀑的怒吼所惊倒。西瀑险峻，成九十度角漫卷而下，两流汇合成溪。这里怪石遍布，形态各异，相传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在此煮石炼丹（《高安县志·同治版》）瀑布下，蔽日的绿树在石丛中顽强竞争，似一片绿色的海洋。该处于20世纪70年代改建为水力发电站。 华林山主要山峰有十座，延绵相连，深秋时于远处眺望，在喷薄欲出的晨光下，华林山山峰犹如一仰卧而息的少妇，线条曲美，令人浮想联翩；山间红叶和常青树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天然秋叶图；春夏之季，尤其是早春，百花争妍，鲜艳夺目，且临峰俯眺时，只见群山云雾缭绕，如玉带缠腰，
美不胜收。主要山峰有：华林寨，海拨816米，以灌木、毛竹为主的自然植被；垛石岭，海拨778米，山中石大且多,相互重叠；四尖峰，海拨765米，在华林寨之西，四峰高耸，形如刀割；大坳里，海拨676米；汉山，海拨642米；李家岭，海拨629米，山中多巨石和原始次森林；丫口石，海拨624米；高胡山，海拨609米；白鹤山，海拨702米；狮子石，海拨658米，植被为乔木、毛竹，其峰上大石形状如狮。
华林山的山谷多倾斜形盆地，树木成荫，溪水流淌，常年气温偏低，空气中多含负离子，盛夏时气温最高不超过摄氏30度，凉风习习，最宜避暑。华林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周襄王丙申年（前625）,幸偃十四世孙尚玑楚为大夫，从沧州来到幕山（今高安市华林山下之洪城村），“劝农课桑”，从事农业、养殖业开发和教育工作，因悦其山水，遂有迁居之志。六年后，周襄王壬寅年（前619），其父绍明亡故，葬于幕山，子孙后代亦定居于此，南方各省幸氏族人皆自此开始。唐高祖总章二年（669），幸偃六十一世孙幸茂宏任蜀郡刺史，举家迁徙于西蜀（今四川省），至唐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幸茂宏由西蜀而调任南昌府丞，又重返高安定居幕山。幸茂宏亦被幸氏后人尊为高安一世祖。南方各省幸氏族人皆自高安分派。因此，华林山亦是华南幸氏之祖居之山，开脉之山。幸偃即周武王之弟，因镇守塑北雁门（沧州）有功，被周成王于公元前1079年赐为"幸"姓，史称偃公， 为中华幸姓始祖。西汉陈夫乞（？～前176），西汉开国将军，建成（今高安市）人，秦二世元年 （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陈夫乞起义于蜀水之北之华林山高胡坛，立寨练兵，汉高祖元年（前206）刘邦入关灭秦时，率军从之。四年以都尉从刘邦击项羽，定燕地。六年（前201）以功封高胡侯，邑千户。汉文帝四年（前176）卒，谥忠侯。
高胡坛，在今高安市华林山镇富楼章山村西南，位于高安市西北68公里处，是高安有史以来最早的坛、庙。据南宋幸元龙《筠州高胡坛记》载：秦末“豫章陈夫乞萃徒蜀水之北，筑坛绝巘，以祭黄帝当日征蚩尤寨于山之阳……” （蜀水即今高安锦河）。蜀水之北指华林高胡山，黄帝当年扎寨高胡山与蚩尤激战。秦末，陈夫乞再度在此扎寨并设坛纪念黄帝征服蚩尤。
华林胡氏祖胡藩在公元424年，以战功累迁至太子左卫将军，赐土豫章西，爱华林山水之美，在周岭遂筑室为家，为华林胡氏始祖。传至二十四世胡成，他于唐天佑年间登进士，历任国子监博士、侍御史。唐朝灭亡后，退隐华林，于周岭老居建潜园，大兴诗书门风，潜心教育儿孙。其妻耿氏温柔贤淑，知书达理。五个儿子因科举入仕，分居五处，为华林胡氏五宗。北宋始，华林胡氏渐往外迁，现已播展到江南各省、港澳台、东南亚及北美地区，人数达1000多万。华林胡氏后裔人才济济，代有名人。教育家胡仲尧、国学家胡安国、爱国名臣胡铨、巨商胡文虎等都是华林后裔。1989年，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受父重托南下寻根问祖，历尽艰苦才找到1500多年前的华林胡氏祖居地——高安华林山。2005、2006年，胡德平先后题字：“华林”、“华林胡氏古村”。自此后，海内外胡氏后裔来华林寻根问祖者络绎不绝。目前，在华林古村还存有当年古村建筑的遗留物，如感恩祠建筑花纹石刻、祠堂建筑花卉石刻、胡氏部落图腾木刻及宋代造纸作坊遗址等。
隋大业末，萧铣、林士弘攻掠江西，土人应智顼拒贼于华林山，屯兵驻马，保障一方，并在府北三十里筑云棚城，又府北五里有断水桥城，召义兵保安此土，唐武德时封靖州刺史。
乾符四年，钟传起兵末山，后移寨华林山，自封高安镇抚使。时义军遣兵攻抚州，抚州不守，钟传领兵入驻抚州，言于朝廷，封为抚州刺史。中和二年，唐僖宗封钟传为镇南节度使、检校太保、中书令赐爵颖川郡王，旋改南平郡王。
正德初年，农民起义军以华林山为中心展开斗争。正德六年（1511），起义军在高安陈福一，罗长一，奉新胡雪二等率领下，攻占瑞州府城（今高安市）。次年，明军来攻，起义军弃鸡公岭、仙女寨等据点，诱敌深入，杀明将周宪。后以叛徒出卖，被南昌知府李承勋袭破。不久罗光权等重整队伍，继续斗争，但又在明左都御史陈金镇压下失败。
浮云宫，华林山古时也称浮云山。浮云宫始建于唐朝，初称浮云观。武则天神龙元年曾召浮云山道士张惠感为国师，唐玄宗开元时，又两次召张惠感之徒孙智谅入京。元朝至元时，浮云观升格，改称浮云宫。浮云宫前有“浮云丹井”和“九龙剑池”二景，“浮云丹井”相传是李八百炼丹汲泉之处，井中泉水清澈见底，犹如一面明镜。“九龙剑池”又名九龙池，或名墨池。元丰七年（1084），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到高安探望其弟苏辙，途经奉新，应胡氏邀请来到华林书院讲学，相传讲学之余，他看到书院诸生用完笔砚后，都纷纷到九龙池去洗涤，竟将池水染黑了。于是诗兴顿发，不禁吟出“藏书阁府潆纡水，水砚池边滑苔”的诗句，此后，九龙剑池更是名噪一时。宋代诗人宋绶、潘兴嗣分别题有“丹井通天穴”和“剑池丹井尚依然”的美妙诗句。离这数十米的地方，有一座雄伟的牌坊，即万年宫牌坊，它是浮云宫唯一保留下来且保存完好的建筑。牌坊不远处，又屹立着一株千年古杉，树围3.7米，高约50米，苍翠劲挺，直插云霄。
据《高安县文物志》载：相传西王母第九子玄秀真人跨白鹤来华林山，筑醮坛山上，镌有“以祭灵仙”四个大字。前人诗赞：“共说西王母，有子跨鹤来。山深藏窈霭，林静长莓苔。丹灶泥封旧，元坛劫水灰。莫云仙迹幻，咫尺有蓬莱。”这就是“华林灵迹”的由来。
著名的桂岩书院和华林书院也坐落在华林山，桂岩书院创办于唐贞元时代（距今约1200年），它是我国历史上创办最早的招徒授业的私家书院,南宋宰相周必大曾在该书院二次重修时为其题额。据高安华林山洪城村《幸氏宗史》记载，当年“应桥车马驰逐，长途游客如织”（注：“应桥”指古桂岩书院一带的一座石桥），前来求学、讲学者络绎不绝，开一代兴学重教之先河。华林书院由胡仲尧于宋雍熙初年（984）创办，后发展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齐名，其址在华林浮云山上。
崇元观原名白鹤观，位于华林山的白鹤山下，其西面一公里处为古桂岩书院。该道观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面和白鹤山中多有白鹤栖息，四周古树参天，环境优美僻静。
崇元观始建于晋代，为道教活动胜地，古称“仙都”。诗人吴瑷赋诗赞道：“几年结袜访仙都，谁道梨云有六铢。为问松花瑶草处，胡麻曾许阮刘无。”有史记载，在崇元观修炼的道人先后有丁义、丁奎、丁秀英、吴猛、吴采鸾和张惠感等，其中丁义最为出名。丁义，又称“翠岩道人”，精通医术，《搜神记》称丁义为“至人”（意为至高无尚之人，因为净明道宗师许逊之师吴猛，也曾授秘于丁义）。丁义终生修炼于崇元观，并以毕生精力潜心钻研《易经》，写下《易山诗讲》六卷、《仙人寄语》一卷、《仪园诗稿》四卷。最后尸解而终。东晋诗人陶渊明曾慕名到崇元观，拜读丁义诗稿真迹后写下五言诗三首，其中在《题丁仙父子真迹》中称道：“高风肖山巅，义重笔笔镌；范挹秋河水，道连晚霞天。凛矣犹蔚矣，苍然且昂然；问君诚几度，世得此真筌。（陶渊明：《柴桑液池集》），唐宣宗李忱也曾携仆僧胡恂（后为侍御史）到崇元观学道，胡恂作《翠岩道人诗评》一文称道丁义诗作。
相传丁义之女丁秀英随父学道，炼于崇元观，终身未嫁，得道后于东晋永和二年与吴猛之妹吴采鸾结伴乘鹤西去。宋代诗人杨万里赋诗《白鹤仙迹》赞道：“仙徽立范示清操，白鹤鹏飞显志高。戏怪丹中存炼炷，笑称岭上著神毫。半间烟雨空尘土，一点风云毁诏毛。试问度秋诚几度，充霄精力不为劳。”（杨万里《一憩亭集》）唐代张惠感（中国道教祖师张道陵十四代孙）在崇元观修炼得道后，于唐神龙二年被唐后武则天召为国师。
崇元观原占地6000多平方米，分为上殿、下殿，附建有丹井、药池等，南后人为纪念丁义父女，在观后立有丁仙福地牌坊。20世纪50年代因修建上游水库，崇元观未及拆迁而被淹毁。今遗址处仍有断墙残壁和断碑。
李八百晚期修炼于华林山。据《四川通志》载：“夏李八百，蜀人，初居筠阳之五龙岗（今高安城区），历夏、商、周，年八百岁，一云动则八百里。时人因号李八百。或隐山林，或居尘市，又修炼于华林山石室……《辞源》载，李八百，蜀中八仙之一，“铁拐李”原型。又据华林山《洪城幸氏宗史》记载：“……东横李岭插天，乔岳让高，相传李八百升腾之所……。”李岭，即今华林山李家岭，山上有一石洞群，地形险峻，李八百以此为修炼地，后称为“八百洞天”。洞天由无数巨石组成，位于华林山南面，内有原始森林，面积约一平方公里。洞天一带古木参天，巨藤如莽，石洞奇特。其石洞按其不同特点，可分为多种：明洞、暗洞，大洞、小洞，石洞、土洞，长洞、短洞，水洞、旱洞。这些洞，洞洞相连，环环相扣，楼层洞，层层重叠。洞中有洞，大洞藏小洞。洞中有天，一线天，九重天，不一而足，是一天然迷宫。
超果寺原名浮楼寺，据史料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唐宣宗李忱曾为了逃避纷飞的战乱，携仆僧胡恂（后为侍御史）来到华林超果寺（原名浮楼寺），适逢大地震，寺宇轻晃，宣宗脱口说出：“真乃浮楼也”，超果寺前身“浮楼寺”因此取名。（后由宋英宗赐名为“超果寺”）。唐宣宗并赋诗称道：爱此华林幽，穴居聊避世。超果寺两兴两废，第一次为唐代高僧惠海所建，初用名失考。后以唐宣宗“浮楼寺”之口语为名。宋英宗皇帝改赐“超果寺”之称。绍兴九年（1139）毁于兵火。第二次是开喜二年（1206）因祈雨灵验，乡民起意重修，庚午孟春（1210）正式奠基，1211年竣工，并奉郡邑之檄至百丈监（今奉新百丈山）请名僧宗寿为住持。超果寺规模很大，占地面积30多亩，大雄宝殿、藏经阁、钟鼓楼、祖师堂等一应俱全。超果寺在瑞州的名声很大。《大清一统志》在“白云山”条目下特别提到它及其周边的景色。它是高安最早的寺庙之一。
包公祠坐落于华林山柏树水口村，为纪念北宋廉吏包拯而建。初建于明代，重修于1998年。占地面积250平方米。传说初建此祠时，曾顺溪流方向而定位，但屡建不成。后经一云游高道指点：包拯一生不附权贵，不随波逐流，敢于犯颜，扬善惩恶，若顺流取向有违包拯秉性，若要建成此祠，只能逆流定向。乡民依其意，改逆向重建，终于建成。此祠初建后，远近前来朝拜者络绎不绝，后形成庙会，延续至今。
火石亭又名青隐亭,位于高安华林山丁坊村口,为纪念宋代名吏丁絪而建，该亭为全石结构,亭顶四角飞檐,横额书有“火石亭”三字。广东韶关曾建有青隐亭（又名“我父亭”），北宋枢密副史、文学家欧阳修曾亲临青隐亭，著有《登青隐亭》诗：“问谁筑此娱心性，试看韶民补址纷。可识临民多种德，揽辉犹咏旧丁君。”丁絪（940～1002），字文明，号青隐居士，高安华林丁坊人。宋太平天国二年（977）中进士，宋太宗授为兵部行人。丁絪见宦官薛洙怙势弄权，受太宗幸庇，因而冒死上疏弹劾并批评太宗。太宗纳谏，并称其为“一仕则清君侧恶”。薛洙不久惊恐而死。丁絪因此擢升为饶州（今波阳县）通判。淳化五年（994）升韶州（今广东韶关）太守，任期九年，为官勤勉清廉，治绩显著，深得百姓称道。离任时韶州百姓自发至当地芙蓉峰上取火石一块赠与丁絪，并护送到丁坊，丁氏后裔建亭盛石以表敬仰，丁坊因此又名为“火石丁坊”。宋真宗赵恒命辑《天章绳察集》记叙丁絪事迹，并追赠为济阳侯。高士石墓又名熊石斋墓，坐落于华林山艮山村东南一公里处，筑于崇山峻岭之中,此石墓构造奇特，别具一格，造势雄伟，整个墓穴似悬于险崖之上，实立于半山之中。向北俯视，一览群山小；南面背靠李家岭大山，周边巨石突兀，藤树荫郁，幽奇清静；墓底一股清泉穿过，飞溅而下,好不壮观，实属罕见。墓穴上建有一座四柱石亭，高3米，亭前
阶下立有墓碑，上书“艮山熊氏廷祥生墓位”。内亭额刻有“窀穸奇观”四个大字，亭柱四面均刻有书联，如："幻视功名羡汝一生称异品，竖石志凿令人千载仰奇翁”，“石墓千年不朽，芳名万载流传”等等。此石墓建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当时墓主熊廷祥尚健在，时年69岁。康熙二年（1663），大司马笪与龄游青莲寺，闻而过访，赞叹不绝，特为其作《石斋墓歌》道：“不到石斋墓，不见此山奇僻处。譬如读书，不读石鼓与邱坟，不知古人变幻。突兀处，石下常生有蒂云，石旁粘着无根树；骨格遒劲毛爪寒，山鬼吞声巨灵怖。艮山前后万窍风，石斋墓上一方雾。一方雾，千秋众人慕。”自此，墓主即以熊石斋自称。
熊石斋（1591～1674），清代华林山隐士（又称高士），历经明、清两代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和顺治、康熙六朝，一生逸居山村，心胸坦荡，精通诗文，幻视功名，性格豪爽，谈吐风趣幽默，常出其不意捉弄府衙权贵、市井小人、乡间无赖，其轶事趣话，流传民间经久不衰。
高安凤仪书院
凤仪书院位于高安市凤山东侧，系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杨仲兴捐廉倡建，亦延名师，立课程，相与讲学其中。据清同治《高安县志》载：凤仪书院位于“府署后，凤山侧”，即现在的碧落山东侧高安师范校址。在红墙绿瓦的洞门顶上，横嵌着一块石刻碑牌，“凤仪书院”四个涂漆红字遒劲有力。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关于凤仪书院，这也许就是这块石碑的历史留存罢。
凤仪书院是因苏轼、苏辙、刘文成（刘伯温）等名士而得名，象征凤鸣朝阳之瑞祥而引百鸟朝凤之喜庆。凤仪书院为瑞州太守杨仲兴倡导所建，养学资金来自高安、上高、新昌（宜丰）等三县府衙置办的田亩、竹山，其性质当属官办书院。书院以程朱理学为研学根本，以筠阳书院旧制为办学模式。
宋元丰间（1078～1085）苏辙被贬高安，其兄苏轼来高安探望。苏辙与云奄、聪慧在迎接苏轼时，谈到做了同一个关于五祖戒禅师的梦，故书院生员住房有“同梦堂”之说。沿袭筠阳书院旧制，凤仪书院也设文化堂、会讲堂、同梦堂、诗经堂、书经堂、周易堂、春秋堂、礼记堂，另外还有仪门、正门、书楼、厨房、茶厅等书院建筑。
凤仪书院建立后曾多次修整或重建。清道光年间（1821～1851），知府朱锦琮重修。咸丰年间（1851～1862），太平军攻入瑞州府治，书院被毁。同治九年（1870）九月，知府黄廷金率属捐资重修，并书“凤仪书院”石匾额于院门。同治十二年（1873），江西巡抚刘坤一颁发存院书籍共计3274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颁布兴学诏书，要求书院都改为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切实整顿外，指示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城的都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的都改设为中学堂。凤仪书院为瑞州府属书院，所以改为瑞州府合府公共学堂。宣统元年（1909），瑞州府合府公共学堂改称瑞州中学堂，附设师范科。后日寇侵略中国，凤仪书院为日寇所毁，现仅存清同治时黄廷金所书“凤仪书院”石匾传世。1996年高安师范校庆90周年，石匾东移，额于洞门，并撰联：“凤丹羽秀书儒诗染，仪正行端院萃府菁”，对联嵌入“凤仪书院”四字，古雅浑朴，引人深思。
史料记载，由于凤仪书院请名家讲学，一时名声大震，学子云集，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戴震在《凤仪书院碑记》曾写道：“……相语以道德，相勖以躬行。”道出了学以致用的观点，他同时又说：“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如八贤、如二苏之卓卓著乎！”
一如戴先生文章所说，青年学子学“六经”，以苏轼、苏辙、刘基等历史名人为榜样，亦或独善其身，亦或兼济天下，立言、立功、立德，真正做到“大学”者，有大德、大爱、大功……这也许就是高安为什么被称为“才子之乡”的秘诀所在，也许就是凤仪书院的文脉传承所致。
在高安，人们都知道有名的高安中学和高安师范（现宜春学院高安校区）。却不知道，这两所名校，其前身是清朝乾隆年间创建的凤仪书院，更不知道这所古老的凤仪书院是由当时落榜生游谟烈具体操办创建的。
游谟烈，讳衍，字旦成，高安市黄沙岗镇湖田村石泉游村人。史料记载，游谟烈身材魁伟，文武双全。少时臂力胜人，清雍正癸卯时，弃儒业，练弓箭，技艺娴熟，童试前茅。“甲辰年春入第三。之后两年再试获冠军武库生”。他文才更好，会馆荐他，他又弃武从文。后又由于考试格式违规落选，游谟烈仍不气馁。落榜后入游氏会馆任教，创办教育至老不倦。“学尊孔孟，理探程朱，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圣圣相传之道，均悉会于心，阐为文章，深入浅出，声价重若连城，鸿才大略，名噪城乡。”游谟烈喜做善事，修桥建庙捐银占鳌头。清同治年《高安县志》载，他“常与当代名宿订道义交，又每遇事关文教陬慷慨兼领，矢公矢志，经营尽善”，清乾隆庚辰年奉府宪杨仲兴命，创建凤仪书院，“办公踊跃，不日造成告竣”。“壬午年又奉府宪卢公命，重修试院考棚，又踊跃向前，迅速落成，受到隆礼奖功”，称他是“建凤仪书院，修试院考棚皆卓卓可称者”。凤仪书院建成后，成了当时全县14所书院之佼佼者，游谟烈请名家讲学，一时名声大振，学子云集，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高安中学、高安师范最初就创办在凤仪书院。清瑞州知府黄廷金太守所书“凤仪书院”和“试院”两块石匾，仍相嵌在门楣上。这不能不说是落榜生游谟烈之功。游谟烈为高安的文教创造了辉煌，是落榜生的榜样，平民百姓的楷模。
有《凤仪书院碑记》，清朝著名学者戴震撰：
瑞州旧有筠阳书院在南城，奉宋之周子、二程子、张子以暨朱子、陆子，而明王文成亦与焉，号七贤。今太守杨公守兹郡，阅二载，百废具举，闵其即於堕弛且地隘，乃徙建北城高广地，地故为祀周节愍公址，祠废，碑识犹存。太守因以列七贤中而八，又筑后楹，奉眉山二苏氏如旧制，苏刘盖尝当官是间，留名贤迹也。于是更以新名，曰凤仪书院。昭昔之日鸣凤之瑞，引为今多士幸际。
圣朝之祥，濡毫撰记，凡规画创因既具以晰矣。郡之士，复推本太守意，乞言于余，余曰：往昔所为书院也者，求学士真儒必于此焉。遇盖岁时届其地则儒先酋，酋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躬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於其崇七贤，厥指可得而度。今贤太守爱民重士，兴学校，育人材是任。稽旧时书院迁而新之，聘师置弟子，期之以通经蓄道德，所以储士待国家之用，以称朝廷造士以经术之意。然或谓今之书院，萃诸生，课文辞，上下而已，胝昔之求学士真儒也。异则大不然。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方，虞夏商周之盛也。士升以德，其后不能不以言取徐觇其德者，势也。虽以言取，苟务于言之当，非通经蓄道德弗能也。由有道德而能文辞者，源而往者也。觊文辞当于理进，而慕于道德者，泳沫以游源者也。若是，何岐于今昔哉！六经之文，邃深而博大，学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为德行，或抒之为文章，或措之成丰功伟绩，如八贤，如二苏之卓卓著乎。前多士知仰而法之，则贤太守劝励鼓舞之盛志在是也欤！在是也欤！多士其以余言归而质之。
高安腐竹
高安腐竹，高安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产品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多次荣誉国家、省市产品荣誉，销售20多个省市，并打入了国际市场，部分产品已销往美国、科威特等国家。
高安地处江西省中部，锦河下游。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长达284天，年平均气温17.7℃，年平均降水量1560mm，境内最大的河流锦河，由西向东穿中而过，将整个区域分成南北两块。境内地形北高南低，中间舒缓平坦，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相间，习惯称为“四山一水三水田，二分道路和庄园”。地理的气候因素为大豆的生产和腐竹的加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高安腐竹是以优质黄豆为原料，用传统工艺加工制作而成的一种豆制品，主要产地江西省高安市，以产地而得其名。高安腐竹生产加工历史悠久，是腐竹品牌中的极品，产品外观油亮光泽，呈淡黄色，支条均匀，条内空心，口味纯正，甘淡而清香、无异味、韧性好、有嚼头吸水膨胀后不糊，在同类产品中，尤以久煮不糊而显其长。具有较丰富的营养价值，蛋白质高达50%，脂肪达30%。高安腐竹别具一格，风味独特，行销二十多个省市，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高安腐竹与其他地区生产的腐竹从感观、风味、理化指标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感观不同。高安腐竹外表油亮光泽，呈淡黄色（与黄豆色泽相吻合）、支条匀称、条内空心；而其他地方生产的腐竹缺少油亮光泽，色泽与黄豆本色有偏差，有的偏白、或偏黑，腐竹成型不均匀。二是风味不同。高安腐竹口味纯正，甘淡而清香，毋需加工煮熟即可闻到自然的豆香滋味，而其他地方生产的腐竹则缺乏这种感觉或不明显。用清水作浸泡试验，高安腐竹吸水膨胀后，腐竹变软又保持较好的韧性，水质清澈、不吐浆、不粘糊，而其他腐竹吸水后则出现吐浆现象，腐竹变形，水质混蚀。
再经加工煮沸试验，高安腐竹的豆香味浓郁，久煮不糊，回锅回炉加热形状不变；而其他腐竹则香味不纯、久煮昀糊、有的回锅回炉后便变成糊状物。三是理化指标有区别。高安腐竹的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一般要比其他腐竹高出5至10个百分点，对人体的营养性就显而易见。
高安腐竹起源于唐代，后发展到1919年时有名的店铺是兴隆腐竹坊，1952年高安县贸易公司接管“兴隆作坊”，创建了高安县腐竹厂，并发展为高安市大观楼腐竹集团。由于企业坐落在高安美丽的锦河南岸，与恢宏的高安名楼“大观楼”隔河相望，故此注册为“大观楼”牌腐竹。1983年，“大观楼”牌腐竹获省优质产品奖，1985年4月被评为国家商业部优质产品。同年获国家优质产品奖（银牌）。1988年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大观楼腐竹商标还被评为著名商标。
高安畲山贾村
高安畲山贾村，位于高安市南部25公里的新街镇景贤村境内，始建于五代十国后晋开运三年（946），是一处保存完好的历宋、元、明、清各朝的典型江南古村建筑群，总面积0.33平方公里，全村现有984户，5400余人。
古村分“关内”、“关外”，9处关门现存3处。房屋建筑主要有宗祠、雨亭、大堂、官厅、客厅、民居六大类。现存古民居300余幢，其中140余幢为元末明初建筑；书院、庵堂、寺庙、道观18处。村南立有象征畲山贾家文化的七级玉塔；村北的稳泉、庐泉环村交汇于千年古桥，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画面。
2001年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农业开发办将贾家古村定为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示范点。由此，该村开始旅游开发。2004年8月，高安市政府成立贾家古村落文物保护委员会，2006年12月18日，贾家古村被江西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5月，该村被国家建设部、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大都姓贾。从贾氏的族谱中，我们得知，最早居住于此的人多为畲族，因而这里被叫做畲山。后晋开运年间，即公元946年，贾氏始祖开始定居于此，到十四世传至贾季良时，开始发展壮大，并逐渐走向繁荣昌盛，畲山贾村从此享誉南北并留存至今。
在畲山贾村，最引人注目、最大的古建筑当属贾氏宗祠。这是一个占地1800多平米的七进式建筑群,包括仪门、雨亭等前四进被称作昼锦堂,是贾季良在明代洪武年间入朝为官后在家乡所建的住所。他的长子贾信同样步入仕途，历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并被封为舜夫公，“昼锦堂”三字即为贾信所书。在贾季良去世后，他的子孙在昼锦堂后加修了拜亭、寝宫和观音堂三进建筑，并把它改造成了贾氏宗祠。
昼锦堂雕梁画栋，气势宏伟，足见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和贾家的殷实富有。相传，贾季良在修建昼锦堂时，还和夫人在村外共同种下了
一对夫妻樟，祈愿夫妻恩爱，子孙枝繁叶茂，如今这对樟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而正如贾季良所期望的。可以说，贾季良父子开创了畲山贾村的辉煌。
贾氏兴建拜亭后，贾氏子孙都要从这里开始自己事业的征程。拜亭是出门时拜先祖，祈求保佑的地方，畲山贾村人崇文尚武善经商，从他们在贾村修建的宅院可以看出，许多贾氏子孙在外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现在，保存较完好的建筑有300多栋，其中有堂号的达119栋。这些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所建。
厚德堂是贾村中较大的一个堂号，始建于明代晚期。它有52个房间，大小天井12个，厚德堂的主人非常重文。在明清两代，厚德堂一共出了2个进士，5个举人。特别是在清咸丰皇帝大婚时特设的恩科中，厚德堂的贾氏两兄弟还同时中举。在贾村，有明月轩书院等大小私塾6所，可见这里的文风之鼎盛。明、清两代500多年间，贾村出了8个举人，10个进士，各类官员达35人。贾村人也有习武之风，曾出过几个武举人。崇顺堂的主人贾荣连就是一个武举人。
崇义堂主人是商人，他在外经营煤炭致富后回乡建造了这座宅子。据说，当年他耗尽家财后仍没有挖到煤，到大年三十，变卖了妻子的金银首饰，给挖煤工人们发放了最后的工钱。工人们看到他如此仗义，大年初三便下了煤井，说不要工钱跟他挖煤，结果，不到一天便挖到了煤层。由此，贾村人经商讲义气被传为一段佳话。
洪发堂是一个七代经营油漆生意的商人所建，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贾石，就是洪发堂的后人。怡爱堂是贾村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建筑。据说，江西省文物局专家都不能确定其所建的年代，但至少在元代以前。他的建筑风格和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格是一致的。而从怡爱堂三字分析，这栋房子的主人可能是和皇帝有关的女子。养恬堂是一个具有江南建筑特色的小姐闺房，在二楼设有绣楼，据说是用来抛绣球招亲的。
树仁堂，始建于清初。1930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转战高安，朱德曾在此居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都称树仁堂为“福气堂”。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轰炸贾村，一片废墟，唯独树仁堂幸免遇难，于是树仁堂的名气更大了。
在昔日繁荣的几百年里，畲山贾村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建筑特色。在贾村
的古建筑中，几乎所有的天堂前都铺设有一块整条麻石，这是主人期望自己的官运、财运亨通。然而，在种德堂，大堂的条石却分为三段，据说这是因为房子的主人屡考不中，决定修来生，修后人，修公德。种德堂主修的来生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确实福荫了自己的后人。厚德堂、崇义堂的主人便都是他的子孙。
在畲山贾村，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各栋建筑中的木雕和家具雕刻了。这些木雕细腻精致，人物、动物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叹服当时工匠们雕刻技艺的精湛。在贾村的建筑中，有80%以上的房子里都刻有梅花，这是贾村人为了教育警示后人要经过寒窗苦读，才能喜得梅花香自来。有一个雕刻“福”字，是由龙和凤变形而组成的，创意独特，体现了当时新颖的民间艺术风格。而在一扇门上，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龙的雕刻。我们知道，在古代，龙代表的是天子，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形象的龙的图案，为什么这户人家敢用龙型木雕呢？据推测，可能是贾村天高皇帝远，也可能是房子主人的富裕，壮了他的胆量。这是一幅包公断案图，人物雕刻得生动形象，这预示房子的主人是为官的，而且希望自己清正廉明，断案如神。
还有一个细小的建筑设计往往叫人忽略，那就是房子里天井的出水口，这也是贾村建筑的特色之一。而从房子主人在天井出水口用的图形，我们甚至可以判断出主人的身份。用铜钱图案的往往是商人，希望自己财源广进；用花形图案的则是走仕途的，希望自己的顶戴花翎越戴越多。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在贾村书院的天井中，用的却是石桃。从这些建筑中构思巧妙的设计中，足见当时贾村人在建设自己家园时所倾注的心血。
为了祈求家族兴旺发达，子孙吉祥平安，从贾信开始，贾村人就陆续建造了玉塔，普贤禅寺等佛教、道教等寺庙镇财、辟邪。在贾村周边，各种寺庙多达12座。除此之外，贾氏子孙在整个村子的规划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全村是一个封闭式的村落，仅留下了8个关口通行，村外的官道，也就是环村的石板路，把8个关口串在了一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村民可以封锁8个关口，外人很难进入村中。就算外敌进入，村中的64巷也能够把他困住。因为，村中的胡同纵横交错，只有立了“泰山石敢当”石碑的胡同才能走得通，其他的都是死胡同。因此，畲山贾村从未受过损毁，只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军飞机看到贾村规模很大，以为是一个城镇便投下了三枚炸弹，炸毁了3座厅堂。正值抗战，国民党74军军长王耀武就住在贾村的厚德堂，参加了著名的上高会战。
历史过去，繁华已尽，但畲山贾村依然矗立，今时的人们对它更为重视、赏识，更能领略到它往日的光辉。
高安采茶戏
高安采茶戏起源于民间灯彩，其前身是高安丝弦（胡琴）戏。1917年前后，高安灰埠、上湖、独城等乡村出现一些玩灯彩的艺人春节时演唱一些戏曲，后常被人们喜庆时邀请上门表演。表演时仅限于地上围场，故称“踩地老鼠”。这种演出深受欢迎，于是常在节日、庙会时搭门板为台演出，影响日广。谌焕庭、杨聚之、彭辉油等戏班子为其中佼佼者。1920年，经楼柯万芝到高安传艺，成立上湖顽幼堂。柯万芝之徒杨国露等广传其艺，使丝弦戏由点到面，遍地开花，并向城市推进，远播上高、新余、清江、新干、抚州等地。丝弦戏在角色上先有小生、小旦、小丑，后陆续增加武生、老生、老旦、花脸行当，加之锣鼓戏的表演动作和剧目，表演日趋成熟，表演专用戏台日渐增多。1931年，艺人们通过学习借鉴，根据《今古奇观》《善恶箴鉴》及有关小说，陆续编出《鬼断家私》《退妻得子》等10余出传本大戏，民间专用演出戏台多达180余座，高安丝弦戏盛极一时。1940年，国民党当局将采茶戏诬为淫戏，屡加禁演，加上京戏班大批入赣，高安丝弦戏遂被迫退出城市，乡村也不景气。
1950年10月，高安县人民政府组建高安地方剧团。1953年，高安地方剧团被列为全省六大重点辅导剧团。1959年后，高安地方剧团多次为中央领导及赴省演出，部分剧目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映，高安丝弦戏在全国名噪一时。
1978年，高安地方剧团更名高安采茶剧团。20世纪80年代，高安采茶戏一些剧目、选段、唱段，多次由江西广播电台、江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唱片社录音播放或制成盒式录像带发行，参加电视大奖赛并获奖。20世纪90年代，高安采茶戏风靡全国，表演的剧目参加全国全省演出并多次获奖。21世纪以来，高安市委、市政府对采茶戏进行了有效保护，大力培养演艺人才，开展送戏下乡活动，每年送戏下乡160余场，广受群众欢迎。高安采茶戏除流行于宜春市各县（市、区）外，还流传到新余、吉安等地区。2005年，高安采茶剧团全年演出场数、下乡演出、演出收入、观众人数4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11年，高安采茶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3年，高安采茶剧团完成农村文化三项活动演出207场，开展商业演出165场。
经过百年的演绎发展，高安采茶戏形成了语言通俗质朴、唱腔淳婉清越、表演风格亦庄亦谐的艺术特色，成为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江西四大地方剧种之一。
高安采茶戏经过艺人们的辛勤创作，表演艺术日臻完善，形成了其独特有的艺术风格，尤以小丑、小旦、小生的表演最为丰富。
小丑表演以幽默、风趣见长，特别注重矮子步。无论扮演任何角色都要踩矮桩，尤其是《四九看妹》、《补背褡》、《卖杂货》、《盘广货》等传统小戏用到极至。矮桩的花样繁多，主要有猴子端宝、猴子跳圈、软脚瘟、鸭子步、坐轿步、雄鸡搏斗、矮子下山、鲫鱼上水、尖刀插地等。此外，还有其他特技，如《蔡鸣凤辞店》中的盗贼钻梯动作有老鼠沿梁、倒挂金钩、乌鸦展翅、狮子望月、蛤蟆晒肚、梯柱推磨等。另有竖杨柳、荡湖船、推磨、钻凳、滚凳、瞎子过桥等也都是小丑的特技表演。
小旦以表演生活小戏为主，载歌载舞，特别讲究台步与身段的运用。艺人们在台步上创造出很多独特的步法，如彭辉油首创的闪步、蹉步大大丰富了旦角的艺术表演。台步功有圆场、蹉步、碎步、闪步、点步、云步、水波浪、八字步、婆旦步；手帕功有耍帕、抛帕、绞帕、拉帕；丝线尾子功有仙人背剑、水中照镜、绞麻花、双星拱月、穿针引线、描花刺绣、采桑种麦、赶鸡喂猪等，具有丰富的生活情趣。
小生表演时穿长袍、戴礼帽，手拿摺扇，故名“长褂子”。为表达各种人物性格及思想感情，艺人们在台步、礼帽、扇子等方面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的表演技艺。台步功有垫步、撩袍步；扇子功有抡扇、转扇、翻扇、抖扇、揉扇、挽扇花等；礼帽功有转帽、甩帽、颠帽等。著名演员谌国泰表演《四九看妹》时饰四九，头上的礼帽不用手操作，全凭头上的肌肉活动使之上下左右旋转，令人惊叹不已。
高安采茶戏的音乐唱腔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要分为本调、常用曲调及小调三部分。
本调是高安采茶戏唱腔的主要声腔，有新本调、老本调之分。新本调即旦行唱的本调，老本调为生行唱的本调。其特点以抒情叙事见长，旋律柔和，节奏可快可慢。表演喜剧时节奏明快，轻松活泼，悦耳动听；表演悲剧时节奏沉稳而缓慢，如泣如诉，悲切感人。艺人们可根据不同人物情感变化而变化，地方风韵鲜明。
高安采茶戏唱腔的常用曲调有小花调、服药调、北词调、争夫调、逃调、毛朋记调、上船调等。小花调是本调的调式移位后派生而成，属五声宫调式，音调高亢激昂，适应性强，适合男声演唱，表现力比较丰富，戏中较为多用。服药调是戏中神仙或鬼魂的常用调，尤以女声演唱更为悦耳动听。北词调属六、三弦、竹笛、唢呐和笙，后又增加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士、小号、长号、单簧管、长笛、琵琶、电子琴、电吉它、电倍士等部分西洋乐器。常用的锣鼓点子有全声商调式，剧中人悲痛、哭诉时多用此调，故称“悲调”、“哭调”。争夫调又名月字调，全曲分上下两韵，中间无“过门”，属五声商调式，老旦、青衣的唱腔多用此调。逃调与毛朋记调是从锣鼓戏移植而来，对原曲作了一定的加工、修改，其旋律柔和，调式与本调相吻合，常与本调配合演唱。上船调属五声徵调式，易与本调配合使用。
小调在高安采茶戏声腔音乐中为数最多，地方特点最为明显。有叹烟花调、十杯酒调、采白花调、卖棉纱调、盘广货调、卖花线调、初开怀调、老送郎调、红绣鞋调、耍金扇调、手扶栏杆调等百余个。这些小调或从高安民歌、民间说唱和歌舞音乐中吸收，经过加工发展而来；或是外地的小调传入高安后，被高安采茶戏艺人们移植使用；或从高安锣鼓戏中移植而来。其旋律优美流畅，节奏活泼明快，常用来配合高安采茶戏的基本声腔，在一些大戏中使用。
高安采茶戏的音乐特色还体现在间奏（曲牌）音乐、打击乐和锣鼓点子方面。
间奏（曲牌）音乐原有八板头、四工起板、倒西皮等少数几个曲牌，后来吸收高安民间吹打曲牌十转、开茶园、撒网、小北门等；以本剧种声腔音乐旋律为素材，创作编写部分间奏曲牌静思、梳妆等；移植、改编本地及外地民间曲牌紫青音、葬花池、鸳鸯戏水、小阳春、潮州牌等；并移植改编兄弟剧种曲牌和京剧的急三枪、水吟龙、大开门、小开门、傍妆台等，累计40余首，基本形成高安采茶戏间奏曲牌音乐体系。其中一些移植改编的曲牌，由于琴师们独特创新的演奏风格，具有浓郁的高安乡土气息。
打击乐俗称“锣鼓点子”，为高安采茶戏音乐特色之一。初期乐队仅设文场，只有两把胡琴伴奏，即一把反弦（高胡），一把顺弦（低胡），没有打击乐。后乐队增设武场3人，即司鼓、板、横板、堂鼓1人，大锣、水钗兼板胡1人，小锣兼铛锣1人；乐器增加二胡、中胡、低胡、扬琴部京剧锣鼓经、部分高安《十番锣鼓》中的锣鼓经，部分吸收锣鼓戏和民间吹打乐的锣鼓经，相互结合，它们相互融合，构成高安采茶戏的打击乐。
高安采茶戏的舞台表演艺术是在灯彩的基础上，经历了化妆、服饰、砌末、舞台等由简单到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其早期玩灯时，丝弦戏的“三小”化妆极为简单，登台表演时仅以朱粉、染布颜料涂唇及脸，以墨画眉、眼，小丑妆略为丰富，鼻、眉、嘴均有十余种画法，逗人发笑。20世纪30年代后，丝弦戏发展为演传本戏，人物的化妆更为丰富，形式多样，角色鲜明，演员化妆按不同的人物身份画各种脸谱。服饰先后经过了短褂子戏、长褂子戏和袍带戏三个阶段，图案愈精致、款式愈新颖。20世纪40年代，丝弦戏表演的都是生活小戏，道具简单，常向当地群众借用，后各戏班逐渐购置传本大戏所需各道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传统的舞台道具发展迅速，所有演出用品应有尽有，采茶剧团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舞台装置多样，加之使用幻灯特技，景物虚实动静结合，更加增强了舞台的真实感和表现力。
高安采茶戏的表演剧目分为传统剧目、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三种。传统剧目均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安丝弦戏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和高安道情改编而成，代表剧目有《鬼断家私》《退妻得子》《眼前报》《青锋剑》《咬舌记》《乌鸦报》《瞎子伸冤》《巧探金钗》《烈女救夫》《双出家》《自选才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有《四九看妹》《破伞活捉》《孙成打酒》《南瓜记》《打花鼓》《游湖》《补背褡》《采桑》《剑袍记》《断鸡》《寒儒求监》等。现代剧目主要有《护堤》《秋收时节》《打破常规》《三年》《小保管上任》《巧解决》《同意不同意》《大地由我巧安排》《喜相逢》《一家人》《回娘家》《拜师记》《秋月多情》《灵嫂失策》《中国专业户》《乡官浪漫曲》《乡潮》等。现代剧目多以表现农民群众的是非观念、爱憎情绪、善恶报应的乡土题材见长。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强盛的生命力创造了一个个辉煌。1959年，高安地方剧团应召上庐山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演出传统小戏《四九看妹》。其后，剧团移植演出《刘胡兰》《向秀丽》《霓虹灯下的哨兵》《红珊瑚》《朝阳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大型现代戏。1964年，自编现代小戏《小保管上任》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后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舞台艺术片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改革开放时期，高安采茶戏既注重弘扬时代主旋律，又保留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充分展现了赣中文化的浓郁风情。 1979年，《孙成打酒》剧组进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荣获一等奖。尔后，《郎当索》《樟树坳风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断鸡》等剧目在历届江西省玉茗花戏剧节均夺得一等奖；《一家人》《乡潮》《寒儒求监》也获得较好成绩。《寒儒求监》《断鸡》还获得华东“田汉戏剧奖”二、三等奖。1991年，高安采茶剧团又奉调进京参加首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演出传统小戏《四九看妹》《鸡怨》《游湖》，荣获“稀有剧种演出特别奖”。1992年，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断鸡》获江西省第三届“玉茗花”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及导演一等奖。 1993年，传统戏《孙成打酒》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参加全国第八届中国戏曲电视剧和第十四届“飞天奖”短篇戏曲电视剧大奖赛，均获二等奖。不久中央电视台、江西电视台又将《南瓜记》《断鸡》《四九看妹》《游湖》搬上荧屏，拍成舞台艺术片与专题片向全中国播放。1995年，大型采茶戏《木乡长》一举夺得第四届江西省玉茗花戏剧节剧目一等奖及编、导、演一等奖，接着又荣获中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优秀演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和编、导、演单项“文华奖”，剧本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并参加四川成都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演出。
2009年，采茶戏《拐杖情》获第八届江西省“玉茗花”戏剧节演出获优秀剧目奖，导演、编剧、演员表演均获一等奖。2011年，创作以义务护林人漆友朋为原型的采茶戏《雪大林深》，以田南镇政府“双评双教”活动为原型的《追款》和反映龙潭镇乡村新风貌的《梳头》等剧本并搬上舞台。2013年，高安采茶剧团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授予第五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2014年5月7日，反映新街镇景贤贾村支书贾克玖事迹的高安采茶戏《玖爷和他的贾家村》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广受好评。
高安采茶戏最早的丝弦戏班子是1917年由谌贻斋、刁清元创办的灰埠班。1920年，黄绍昌、杨国露、彭辉油创办顽幼堂班，谌国泰等名角常在此搭班演出，活动于南昌、丰城、安义、奉新等地。此后，毛才、毛仁于1921年组建独城班，活跃于高安、樟树、丰城一带，1945年解散；傅国珍于1927年创办珠湖班；罗正等于1940年组建高沙班，1950年解散；洪炳、洪赖于1942年创办会上班，1958年解散；敖竹生于1941年创办白沙义乐堂，1950年解散。
高安地方剧团是高安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以高安丝弦戏班顽幼堂班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地方戏曲演出团体，1955年3月纳入国家计划管理，1968年10月解散，1972年又恢复。1978年3月，高安地方剧团改名为高安采茶剧团。1987年，有二级演员1人、三级演员6人、演奏员6人、编剧1人、作曲1人；四级演员、演奏员8人、舞台技术员1人。2005年，剧团改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定编40人。1986～2006年，共投排上演剧目113个，其中，大剧目82个，小剧目31个；排演小品、歌舞节目27个；演出3515场（年均167.30场）；总收入329.70万元。其间，剧团自创戏剧、小品、歌舞等剧（节）目53个，其中，大剧目13个、小剧目15个、小品7个、歌舞节目18个。先后参加市级（地区）以上汇（调）演28次，参赛剧目48个，其中，自创剧（节）目29个。整理、改编、移植传统戏、历史戏、现代戏剧目200余个，至今保留的优秀剧目有《南瓜记》《孙成打酒》《罗帕宝》《春江月》《恩仇记》《哑女告状》《白兔记》《双玉蝉》《四九看妹》《断鸡》《游湖》等。剧团自成立以来，先后培养出黎花英、吴其多、漆正堂、彭金花、彭金城、鲜于文英、周洁冰、艾光明、李小宝、褚凤荣、饶华、马糯英、吴选秀、李高阳、况迪、席燕娟等一批优秀演员。剧团先后6次被评为宜春市（地、区）文化工作先进单位；2次被评为全省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百团下农村、百戏送农民”先进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高安民间班社解散后，民间业余剧团纷纷创办，如雨后春笋。规模、影响较大的剧团主要有：1950年成立的肖坊业余剧团、1956年成立的童家业余剧团和丝弦戏剧团，1958年成立的梅口业余剧团、1970年成立的灰埠业余剧团、1981年成立的谌前业余剧团、1982年成立的池头业余剧团、1990年成立的上湖乡农民业余剧团、2001年成立的彭金花艺术团等。
2013年，高安有农村业余剧团12个，分布在上湖、灰埠、黄沙岗、新街、八景、独城、大城、龙潭等乡镇和筠阳街道。从事演出人员240余人，演出2000余场，新余、新建、上高、宜丰等地均有他们的演出足迹。
高安采茶戏走过百年发展之路，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他们有的文武兼备、身怀绝技；有的唱做俱佳、声情并茂，把青春年华和聪明智慧都奉献给了曲艺事业，在高安采茶戏演艺史上流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代表人物有：
杨九，著名小丑兼老旦。他酷爱戏曲，富于创新，踩矮桩花样繁多，变化无穷，创造出“梯柱推磨”“飞燕出洞”等高难动作。是剧团顶梁柱，有“杨九不到不开锣”之说。
朱琪生，著名小生，号称“生角王”。青年时到南昌表演，即为戏班台柱。他表演的礼帽功、扇子功、台步功等均有独到之处，并创造出连续垫步走法，恰像人在空中飘。唱腔纯朴，动作矫健，刻画人物性格细腻准确。
谌国泰，著名小丑。少时玩灯彩即负盛名。后学丝弦戏，表情做功一流，诸多动作是青年演员的基本教材。他的眉毛、眼睛、胡子、脸上肌肉等都有其特殊的表演技能，还创造出踩矮桩下店门、用刀切皮鞋底、缝制皮鞋以及见酒壶发酒瘾等一整套绝妙表演。戏路甚宽，生、旦、净、丑均能表演。
罗运憨，著名小丑。善于刻划各种人物，扮演《小保管上任》中的“尖尖钻”家喻户晓。多次主演电影电视剧，是20世纪高安采茶剧剧团第一人。
彭金花，女，著名戏曲演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安采茶戏代表性传承人。她主演《鸡怨》获首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演出特别奖、第三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主演一等奖。唱腔优美，曾由省文艺学校编写成教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唱片社、江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录制《彭金花唱腔专集》合成磁带公开发行。
彭金城，著名老生。20世纪90年代执导并主演传统戏《南瓜记》由中央电视台摄制成舞台艺术片；主演戏曲电视剧《孙成打酒》获全国第八届中国戏曲电视剧和第十四届“飞天奖”短篇戏曲电视剧大奖二等奖。主演传统戏《断鸡》参加首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获“稀有剧种特别演出奖”。2008年主演戏曲电视剧《况钟明断十五贯》获全国戏曲电视剧“玉兰杯”大赛一等奖。
褚凤荣，女，著名花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高安采茶戏代表性传承人。主演《南瓜记》《断鸡》等数十台大型剧目均拍成光盘公开发行。1982年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张榜招亲》获文化部表演二等奖；2009年在江西省第八届“玉茗花”戏剧节演出《拐杖情》饰演奶娘获表演一等奖。
刘 恕
刘恕（1032～1078），字道原，高安市人。从小聪慧，熟读史书。8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举座皆惊。13岁时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诏曰，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 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20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其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一时名扬京师。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县）监酒税。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 
刘恕为人廉洁刚直，很有其父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一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究史籍。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编撰中，挑选“全局副手”，司马光也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所以，同修刘攽等人都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熙宁三年（1070）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书局。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终因病逝世，享年47岁。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写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喜书，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亳州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亳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于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
周德清
周德清（1277～1365），字日湛，号挺斋，高安市人。著名的音韵学家、散曲家。他发现了北方语言体系的特质、结构、演变及其规律，同时，又总结了作词十法，撰成理论著作《中原音韵》。
以中原之音为正宗，强调遵循自然之美，这是他的重要的音韵学的理论观点。他明确指出：“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
并竭力高扬关、郑、白、马四大曲家的典范作用，肯定他们“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的创作态度和天赋才华。其作词十法，又从音韵、曲律、俊语、曲意诸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而且，他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是以元代著名曲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以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市）为中心，以其语音系统为标准进行理论性总结，并由此规范和制约元曲的音韵特质，从而为市井文学的发展、繁荣和曲作语言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且作词十法，又是其曲作的重要理论。他本人也善于曲作。时人多有赞誉之词，如：“故人皆谓德清之韵，不独中原，乃天下正音也；德清之词，不惟江南，实天下之独步也。信哉，信哉！”虞集称赞他自制乐府，“属律必严，比字必切，审律必当，择字必精，是以和于宫商，合于节奏，而无宿昔声律之弊矣。”欧阳玄称他是“通声音之学，工乐章之词”的“词律兼优者”。清刘熙载称他“不阶古音，撰《中原音韵》，永为曲韵之祖。”他还是个优秀的戏剧作家。至正二十五（1365）年卒。
朱 轼
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号可亭，高安市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授潜江知县。后历任授刑部主事、员外郎、提督陕西学政、光禄寺少卿、奉天府府尹、通政使。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浙江巡抚，上任伊始，便以“清吏治，正风俗”二事为急务。
他说：“察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俭。”他下令取消巡抚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抚的出入仪从。由于他作风廉洁，以身作则，境内之治，号通国第一。海宁、上虞旧多海患，自元、明筑堤塘，堤基尽泥沙，屡致崩塌。
朱轼实地勘察，审度再三，以为惟有采用“水柜法”筑石堤，才能保持永久。从此堤塘坚固，滨海之民免除水患之忧。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升左都御史，次年，山西、陕西大旱，朱轼前往山西劝粜给赈。他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富户、绅士捐献粮钱，救济饥民。他还组织劳力整治漕河水道，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同时他责令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此后，他又疏请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大兴水利，引泉灌田，民受其利。雍正元年（1723）迁吏部尚书衔，寻加太子太保。雍正三年（1725），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这年直隶省发生水灾，朱轼殚精竭力地营救。他主张浚疏河道，疏畅淤塞。水利既兴，又令官府奖励百姓种植水稻。雍正八年（1730）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事，十二月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元年（1736）九月卒。雍正曾命朱轼为乾隆初学之师，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后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编有《易春秋详解》、《历代名臣传》。
吴有训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高安市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从事物理学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因此科学界有“康普顿——吴有训效应”的提法。1924年他又与康普顿合作发表《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a射线的波长》。
1926年吴有训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平的清华大学等高校，不但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他的教育实践也为后辈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还强调教师不能脱离科学研究前沿，并且身体力行，边教书边做研究工作，这就使教学有了丰富的新内容。他也十分重视对外交流，鼓励本系教师到别的系甚至外校去兼课，他本人就曾在北京大学兼过课，同时也注意邀请外系、外校的学者来本系、本校讲学。1935年吴有训曾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迪拉克（Dirac）来华讲学，迪拉克于当年7月到达北平，在清华大学作了3天的学术访问，应正电子有关问题发表演讲，这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最前沿课题之一。此外，丹麦的物理学大师玻尔于1937年初到中国访问时，也应邀在清华大学作过学术报告。这些交流活动无疑使清华物理系的师生们开阔了眼界，也给科研和教学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
解放后，吴有训一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并在人才培养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有训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科学家。早在30年代，他就热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身为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由于任务繁忙，顾不上妻儿老小，毅然只身随校南下，将一家人留在不久后就沦陷了的北平，这时他的小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正是国民党当局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代，他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园搜捕进步师生。
吴有训生活简朴，对子女的教育严格。他虽身居高位，从未为子女谋私利。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熊尚林
熊尚林（1913～1942），高安市黄沙岗镇牛路熊村人。“大渡河十七勇士”领队人。家庭贫苦，12岁时父亲病逝。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转战高安，途经牛路熊村，熊尚林参加红军。10月，参加攻打吉安战役。上井冈山后，历经五次反“围剿”战斗，并参加长征，任先遣部队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连长。1935年春，红一团随部队转战贵州、四川及云南边界地区，两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于5月24日到达大渡河渡口安顺场。为摆脱蒋介石数十万大军追击，红一团按中央军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强渡大渡河。大渡河地势险峻，水流湍激，水凉刺骨。太平天国石达开20万人马即在此强渡失败，全军覆没。蒋介石亦妄图借此天险和重兵防卫，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经反复考虑，决定将强渡大渡河任务交给一营，一营营长孙继先又将任务交给二连，挑选以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吃过早饭，17勇士每人身背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和五六颗手榴弹来到河边，如箭在弦，等待出发命令。当时只有一只缴获的渡船，船小，一次容不下17位勇士。团长杨得志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带领，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带领。9时，杨得志一声令下，熊尚林率第一批8名勇士迅速登上渡船，他指挥渡船向对岸驶去。
敌人很快就开火了，枪弹、炮火如急风骤雨，红一团的炮火也猛烈射向敌人。熊尚林沉着镇定，指挥渡船迎着密集的弹雨和汹涌的波涛奋勇前进。就在离对岸不远的时候，渡船突然撞到一块礁石，滑向下游的漩涡之中，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熊尚林与船工迅速跳入急流，拼尽全力将渡船推出漩涡，驶向对岸。
刚一上岸，熊尚林和勇士们犹如猛虎，冲向敌人，手榴弹在敌人阵地上猛烈开花。当第二批勇士也渡河上岸后，17位勇士（加上孙继先，实际18位）手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很快将敌人击溃，占领渡口，红军大部队顺利渡河，彻底粉碎蒋介石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稚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着国共合作，红一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熊尚林参加了歼击日军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又随八路军挺进冀东参加冀东民众抗日大暴动。1941年，熊尚林奉命担任平北游击队二大队队长，为了粉碎日军图谋，率队夜袭赤城县城，转移时与200余名日军相遇，熊尚林指挥部队抢占山头，给日军沉重打击。同年夏，熊尚林又率队成功袭击张北县大囫囵伪军据点，缴获战马40匹，步枪15支，子弹300余发。1942年春，熊尚林调至龙（关）崇（礼）联合县大队任第一中队队长，负责开辟东至张家口大境门，北至崇礼县西沟、驿马图、石窑子一带根据地。就在6月18日（端午节）这一天，熊尚林从大境门外转移到崇礼县范家西沟村草场沟，在一个姜姓农民家里不幸遇难，年仅29岁。
20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骸被迁葬在崇礼县烈士陵园内。2005年,在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70周年之时，当地政府为他重新建造墓碑，并举行隆重的墓碑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