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位于樟树市阁皂山山麓。在大万寿崇真宫往东北方向一百米处，有一砖混结构的宫院，便是紫阳书院,又名道德宫。占地约860平方米。宫院原是按灵宝道派“三教合一”道义供奉孔子、释迦牟尼、李耳的观宇，名为“道德宫”，也是名人论道讲学、唱和燕憩的场所。灵宝派是道教教派,始创于东晋末年,其基本信仰是强调劝善度人，长生成仙。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曾两次到这里讲学，因朱熹别号紫阳，故时人又称其为“紫阳书院”。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
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此后他先后两次到樟树阁皂山紫阳书院讲学，有一次讲学时学生张洽见其脚步沉重，气喘吁吁，全身酸痛，劳累不堪，甚为心疼。晚上就寝前，张洽特地捧出阁皂山崇真宫一阳道人酿制的养生酒给恩师饮用，并神秘地告诉他：“今晚喝了此酒，明日恩师必定神清气爽、疲惫顿消。”次日清晨，朱熹起床后发觉自己果真两脚轻盈，精神倍增，全身体力充沛，甚为兴奋。当得知该酒乃阁皂山崇真宫一阳道人用当地地道药材和民间酿造的白酒泡制，还未起名时，朱熹良思片刻后，挥笔题书“劲力奇”三字赠与一阳道人。次日讲学完毕并乘兴写下了七律《题崇真宫》一首，诗曰：“蹬道千寻风满林，洞门无锁下秋阴。紫台风去无关远，丹井龙归地轴深。野老寻真混有意，道人谢客亦何心。一樽底处酬佳节，俯仰山村慨古今”。“劲力奇”酒也由此得名，并逐渐声名远播。
另外，阁皂山鸣水桥处也留有朱熹的对联“水流激石如飞雪，树影连山欲化云。”宫院明代毁于山火，清雍正庚戍岁（1730），本地大学生黄衍出资重改建为混砖结构。
现庭院门额上“紫阳书院”四个苍劲的枯笔字，是朱熹手书的拓刻。宫院有楼阁十一楹，藏北宋熙宁赐龙图天章宝文御书一百二十卷。进门左边的这棵银杏树，是当年朱熹为创杏坛气氛而手植的,距今已有八百多年了。庭院内古木参天，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元初的四株金桂、银桂、四季桂自东向西排植于庭院中间，还有罗汉树、紫玉兰、紫荆等观赏和药用珍贵草木，多逾百年之物。四季和风习习，常年馥郁馨香,飘香十里，所以明代又有“桂苑宫”之称，并存碑刻于庭院内。
樟树阁皂山
阁皂山位于樟树市东南20公里处的赣江东岸，逶迤绵延二百余里，因其“形如阁，色如皂”而得名。是武夷山西延的支脉，峰回峦复，古竹苍松，霞蒸云蔚，引絮含烟，号称“清江碧嶂”。
阁皂山是一座寓道教文化和中药史文化为一体的名山。东汉建安七年（202），相传道学家葛玄曾在此修真悟道，后云游四海，最终仍回到阁皂山，并在骆驼峰之侧修建卧云庵，筑坛立灶，炼丹八载，终成“九转金丹”。他服丹“飞升”后，被道教尊为“太极仙翁”。葛玄的“仙迹”使得阁皂山成为一名胜，道学家云集于此。北宋杨申《阁皂山景德观记》云：学道之士五百人，为屋一千五百间，可见当时之盛况。葛玄既是灵宝道派的始祖，又是樟树医药业的莫基人，阁皂山也因此成为樟树药帮的“祖山”。传说阁皂山曾经流行过瘟疫，葛玄采药制成丹丸为山民治疗，后来一些跟随葛玄采药的人，便将山里的药材拿到街市上出售，这些临时的药摊，开创了樟树药业活动的先河。葛玄之后，他的弟子继续在阁皂山布道炼丹，种药行医，其中以葛洪贡献最大，在中国的道教史上将两葛并称“葛家道”，阁皂山亦因两葛而成为道徒的“圣地”,阁皂山也亦称葛岭。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赐阁皂山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相传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
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世人以为通天之境，祥瑞多福，咸怀仰慕。道教潜隐默修之士，喜遁居幽静之山林，故多择有仙迹传说之处，兴建宫观，期荫仙风而功道园融。历代以来，道侣栖止，香客游人络绎不绝，故洞天福地已成为中国绵绣河山之胜境。阁皂山在宋代进入鼎盛时期，与金陵（今南京）茅山、广信（今贵溪）龙虎山并称天下三大名山，盛况空前。据史料记载，当时这里曾有宫观殿堂一千五百余间，道士五百余人，良田三千亩，道家称之为“神仙之馆”。清末，阁皂山屡遭危厄，延续一千六百多年的宫观香火趋于衰落。
阁皂山不仅曾以道医著世，而且其山川风光，胜景天成。阁皂山峰峦越百，仙道遗迹比比皆是。骆驼峰为葛玄得道藏丹处，太极峰为玉女理鬓处，西坑挂壁峰为张道陵修炼之地，有张天师坛。剑劈石、双鲤门、风门、一天门、丹井等处，无不俊美奇特，加上那美丽的神话传说，更显得神奇无比。凌云峰峡口的悬崖上，飞跨着一座石拱桥名曰鸣水桥。它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桥拱至今完好无损。阁皂山四周由骆驼、太极、玉女、凌云、丁仙诸峰环抱，诸峰高多为海拔500公尺左右，唯凌云峰海拔802.7公尺。登上高峰，极目四望，峰峦叠翠。阁皂山土良水清，林青竹翠，雨水丰沛，气候宜人，有“夏眠需盖被，寒冬鲜有冰”，“著衣台上三冬暖，鸣水亭前六月凉”之说。古往今来，阁皂山以山川之秀、景色之奇、古迹之异、传说之神而吸引了历代仁绅庶子、骚人墨客。如：朱熹、文天祥、解缙、施润章、裴汝钦、黄介民等名家都曾登山览胜，一睹阁皂风光，且大都留有题章。目前阁皂山已开发的景点有：接仙桥、山门、一天门、瀑布泉、鸣水桥、大万寿崇真宫、紫阳书院、石门石、风门、丹井、照门松、引路松等。主要景点的特色如下：
接仙桥 当年，葛玄在阁皂山修炼时，常在桥头迎接来山求医问道、采药炼丹的各路“仙人”，此桥因此命名接仙桥。桥四周峰峦迭翠，茂林修竹，岚霭蒸腾。桥下溪流澄澈，卵石历历可数，山花吐秀，轻风拂来，让人有超凡脱俗之感。
一天门 一天门是进入阁皂山福地的门户，始建于清光绪二年，由八棱柱、横额、雀替、方础组成，呈门字形，全为绿豆石建造，高7.17米，宽4.30米。石坊上部面南横书“一天门”三字，北面按唐高宗御赐封号，镌“三十三福地”五字。穿过石坊，拾级而上，浓荫夹道，仰望上空，但见天留一线，故又有“一线天”之称。
玉华山
玉华山，位于丰城市、樟树市、新干县交界处,周围有升华山、昭明山、千岁丘等12座海拔在千米左右的山峰，远望如玉屏环矗，巍然屹立。尤其玉华山主峰“著棋峰”，俗叫“紫脑顶”，又称“紫玄洞天”，海拔1169.1米，独冠群山，仿佛飘然在九霄云间，巍峨壮观，称为“丰城屋脊”。相传，晋元康二年（292）王凝之、郭璞、浮丘三仙对弈于此。同年二月一日三仙飞升之后，当地人在山顶用条石垒建紫云洞天为一体，塑有王、郭、浮丘三仙牌坊于祠前。祠坊典雅庄重，气势雄伟，即是“紫玄洞”。有史书载：此洞系“王、郭、浮丘三真人驻道、修真、遗灵之所”。并有明代《玉华山道士石室》诗云：“清溪荡灵气，一径上疏烟。中有来真人，真人秀且鬈。”及罗洪先诗云：“游遍名山几洞天，紫玄真是洞天仙。悬崖飞步迹三五，大世含九思万千。”等，描写和赞美紫玄洞奇观盛景。
登临峰顶则有心旷神怡之感，又如明代邹幼亨登玉华峰诗云：“十二峰头步武难，飘然身在九霄间，烟霞之外无他境，宇宙以来有此山，道侣月中骑鹤去，仙翁云里采芝还，岂无方内红尘客，景仰高风亦腼颜。”举目远眺，确实是大江小河腾细浪，群峰绵延走泥丸，山下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尽收眼底，雨后初晴时，雾填山涧云绕脚下，让你有身处瑶池的感觉。山势从东向西倾延，面积8平方公里。
玉华山号称“奇、幽、秀、险”，特别是以千奇百怪、惟妙惟俏的奇石闻名于世，堪称“奇石博物馆”。官印石、月亮石、佛掌峰、鳌头石、鸳鸯床等分布其间，形态各异。月亮石与月下老人的传说，鳌头石与“独台鳌头”的典故，官印石与宦海沉浮的玄机，吸引了许多对爱情与事业执着追求的人们来此游览。,还有“九曲十八间”的岩洞奇迹。玉华山还是一处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千岁丘有“清凉世界”之称，年平均气温只有15℃左右，一年四季气候宜人。1931年前后，17位英、法、德、奥等国的传教士在此营建别墅，至今遗址犹存。玉华山龙涵瀑布群由大小五级瀑布组成，飞珠溅玉的水花从30米高度喷泻而下，气势十分壮观。还有“落雨奇树”红豆杉，明代御史李稠原墓，高山湖泊、高山草甸等景观。自古以来，玉华山就以其道教文化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祀奉王、郭二仙和浮丘公的三仙祠，祀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仙人的紫云洞天宫一直香火鼎盛。玉华山有用花岗岩条石水泥浆砌，供避暑游览者住宿的仙临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偏硅酸较高的天然矿泉水井；沿着千岁湖，有环湖跑马、赛车路；在千岁湖中有湖中湖，房前茶园绿如海，屋后杉松四季青，湖内养鱼鲜肥嫩，湖面鹅鸭结队游。朝看旭日东升早，晚眺霞云落日迟。当你住进仙临宫你会有一种清爽飘逸之感，有如登上蓬莱，住进仙境。从仙临宫左侧朝山顶而上，财神庙、三仙殿、观音阁，依次展现。远观近看，使游者心旷神怡。
玉华山著名景点有：
龙涵瀑布位于玉华山景区西北面。从上岩村穿过竹海到山中盆地港里社山邹家，远远便可听到湍急流水声。只见一条神龙般小溪水百转千回，从峡谷中奔涌而来。溪上游是一组层层叠叠，构成大小2～3米高的小型瀑布群，从山谷溪流斜刺冲出丛林，激起
万朵浪花，可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再峰回路转，象一条白练出现在人的眼前。这就是长期隐秘在灵境不为人知的龙涵瀑布。龙涵瀑布共分两叠：下叠大龙涵瀑布，落差近20米；上叠小龙涵瀑布，落差近10米。小瀑布从小潭喷泻而出，形成大瀑布和一泓碧潭。深潭面积200多平方米，象一块翠玉镶嵌在深山之中。
千岁丘原名湖田，人们因这湖田既小又多，就改叫千四丘。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这里安葬了一位丰城筱塘籍名叫李孟的礼部尚书,清正廉明，官声极佳。民间尊称为千岁，故改称为千岁丘。千岁丘海拔987米。远远眺望，中湖、大湖、夹湖、底湖、西安湖、沃汤湖、月形弯湖、包西窝湖、岩脑顶湖、千岁丘湖等十个高原天然湖泊，象点缀在千岁丘上的十颗闪光明珠，在阳光照耀下，泛起金波。这些湖泊总面积近八百亩。千岁丘山顶巨石林立，形态各异。古往今来，留传很多迷人的神话。天公铸造的怪石把人们引到琼楼仙境。戏水鸳鸯，生灵活现。小斗向上，张开大口，接聚天下财宝。金鸡昂首，面向东方，唱出人间奇迹。无数大小不一的岩石俨然像一大群金猪布满山岗。千岁丘风景秀丽，气候凉爽，一致公认为清凉世界。元朝以来既是附近村寨的风水宝地，又是佛道寺庙的圣地。其间分布着大小八处石建筑遗址，都是1931年至1937年间外国传教士们所建别墅群。千岁丘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春季里来百花香，桃红柳绿换新装；画眉山鸡齐欢唱，石蛙蟒蛇出洞房。夏季里来清风凉，千岁岩茶飘异香；蛙鸣鱼跃鹅鸭美，成群牛羊遍草场。秋季里来气高爽，采药老人上山岗；满山毛栗来献宝，山姑农妇尽收藏。冬季里来好风光，满山遍野披银装；琼浆玉液迎宾朋，另有梅花报春忙。
官印石传说有个家境贫微、饱读诗书、志向高远的闵姓之士，苦于没有机会为国家施展自己的抱负，后经一长者老道指点拜见此石，终于遇贵人收留。从此这位闵姓之士就崭露头角，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为百姓做了许 多有益
之事，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这事在当地民间流传开来，后人把这块 石头称为官印石。今仍有不少游客去参观并亲手触摸官印石，祈求在仕途、 事业、学业上有所长进，一帆风顺。
鸳鸯石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没有月亮星光，大地一 片模糊。千岁丘下一个青年人独自一人到深山沟里捉石蛙，在回家路上，隐 隐约约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坐在那里抱在一起，很是亲热。他想：都半夜了， 还有人在这孤山野地亲热呢？为了搞个清楚明白，他屏住气息，悄悄蹲下， 只听到男的说：“我钦慕你貌若天仙，聪明贤慧。”女的说：“我也钦慕你 身板结实，忠厚勤劳。”男的又说：“我们要苦心修炼，吸取这千岁丘的精 气，早登天界，求月下老人使那些忠厚、勤劳、聪明、贤慧的男女都能像我 们一样，双双结为夫妇，百年偕老。”听到这里，他壮着胆子走过去凑热 闹，刚一抬脚，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睁眼一看，那对青年男女不见了，只见 一对生灵活现的鸳鸯石。青年人一路上掂量他们的话语，回家后，勤劳干 活，孝顺父母，诚恳待人。不久，十里以外，一位聪明贤慧的女子慕名托人 前来说亲，很快结为夫妇，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月亮石传说有个叫山哥的小伙子，因父母去世欠了“财主鬼”的债，被迫到“财主鬼”家打工。山哥白天种田浇菜，上山砍柴；晚上挑满三只禾桶大水缸的水，还不准打灯照路。山哥每晚挑满三只大缸的水，总得累到鸡啼。这件事让天上的月亮仙子知道。她非常同情山哥的不幸，敬慕他勤劳纯朴、忠孝善良，每当夜幕降临时便变作村姑飘落在山哥前，提着一盏圆圆的月亮灯，为山哥照路，直到快天亮时，二人才依依不舍的分别,渐渐地他俩相爱了。日子一久，月亮仙子变作村姑为三哥打灯的秘密终于被“财主鬼”发现，“财主鬼”请张天师帮“捉妖”，张天师念动符咒，刹时，狂风大作，乱云飞卷，闪电霹雳，搬来如虎似狼的天兵天将绑走了月亮仙子。这时，山哥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心爱村姑原来是月亮仙子，一对恩爱恋人就此被拆散……。后来被张天师劈落的月亮灯变成了一块石头，是三米高二米宽的半圆形弯石，银灿浩白，后人叫它月亮石。每到夜间，月亮石闪闪发光，映亮溪水。那溪水，是月亮仙子思念山哥流的泪水；那会发亮的月亮石，是月亮仙子留在山溪边的灯。
落雨奇树红豆杉 落雨奇树红豆杉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树高三丈多，树冠覆盖面横直二丈余。每逢炎夏之时，天气久晴，树上会落下雾雨，人站立树下，顿觉热消清凉。如果久站，头发衣服都会淋湿。天晴得越久，雾雨下得越大。人们习惯地叫它为落雨树。路过的行人，都要在此分享一刻清凉幸福。
葛 玄
葛玄（164～244），字孝先，祖籍山东琅琊，生于丹阳句容。早年从左慈学道，受《太清》、《九鼎》等丹经。年青时便渐成仙道，后被尊崇为“太极仙翁”。
汉献帝建国安七年（202），葛玄来到樟树閤皂山，从北麓策杖而登，在东峰寻得一处岩洞，以为“真神仙之宅也”，于是选定这块宝地修炼金丹。不久又到南城麻姑山修炼数载。孙吴嘉禾二年（233），葛玄回到閤皂山，于东峰之侧建成云庵，筑坛礼斗，立灶炼丹。《葛玄传》载，他炼丹时，“时有瑞气祥光，照映山后”，经三年而炼成“九转金丹”。相传葛玄在金沙池洗丹时，池水沸腾，金沙随之涌涨。他以为“火力尚炎，不可便服“，便将金丹封存于东峰岩壁的石洞中，说是留待“广修阴德者”服用，可以“长生不老”。又作《流珠歌》，将炼丹秘诀传世。 传说有一次葛玄在閤皂山丹灶前连日炼丹，烟薰火燎，身上生出许多红疹，燥痒难耐。一樵夫得知此事，便在山间采土茯苓、葛根，要葛玄用泉水熬成药汤沐浴。
葛玄按吩咐行事，果然应验，从此对山民刮目相看，视同亲人。又一年，閤皂山病疫流行，山民染上便呕吐腹泻、茶饭不思，不几日多虚脱而死，一时“野有遗体，户有哀声”。葛玄忙采药炼成金丹，广施普济，山民吃药后方都痊愈，死里逃生的山民无不感激葛玄恩德，为他建起卧云庵以示纪念。孙吴赤乌七年（244）葛玄逝于閤皂山卧云庵。人们修建临仙馆供奉他。
聂友
聂友（221～253），字文悌，豫章郡新淦县（今樟树市）人。聂友有口才，年轻时担任县吏。黄武元年（222），吴国大臣虞翻推荐聂友担任豫章郡功曹。当时吴国的太傅诸葛恪也很器重他，聂友因此知名。后来担任将军，平定了儋耳郡的叛乱，被任命为丹阳太守。建兴二年（253），太傅诸葛恪打算率大军北伐，当时朝中大臣都不赞成，聂友也劝谏,但诸葛恪不听，大发州郡20万兵马围攻合肥，百姓骚动，大失民心。魏国守将张特用计死守。至7月，诸葛恪无功而还，后被大将军孙峻所杀。孙峻很是忌惮与诸葛恪交好的聂友，总是排挤聂友，聂友气愤担忧下生病去世，年仅33岁。
据《搜神记》记载：吴国大将聂友奉命攻打儋耳（海南岛），但是海面波浪滔天，一般船无法过去。聂友听说家乡赣江边樟树林中有一修炼成精的白鹿有驭水之法，但白鹿性嗜酒，于是在林中放了一坛上等四特酒。白鹿为酒香所诱，果然出来。谁知白鹿见人就跑，聂友情急之下，一箭射去，白鹿中箭奔逃，一下子就不见了，聂友命士兵搜索，发现射出的箭正插在一棵巨大的樟树之上，箭口处还有汩汩鲜血流出。聂友知有神异，便在樟树前摆酒设坛，祭树三日，然后伐之造船。
用这棵大樟树所造的船踏波逐浪如履平地，为聂友平定儋耳诸岛立下赫赫战功。故樟树市名叫“樟树”或“鹿江”。
樟树四特酒
樟树四特酒历史悠久，据说在夏朝时吴人先祖就掌握了仪狄酿酒的秘密。仪狄，传说中的我国最早酿酒女神。夏朝灭亡后，三苗吴王依据祖上传下的”酿酒图谱”，采用阁皂山的九龙泉水和当地优质米，经过九九八十一天酿造出了一坛美酒，并杀四特(特:健壮的公牛)以示庆贺，”四特”酒由此得名。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传说而已。
其实，据清江县《县志》记载，四特酒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酿造历史。早在明．清时代，四特酒已畅销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等地。清代光绪年间，樟树满洲街一家名叫“娄源隆”的酒店，在继承本地传统小曲酿造蒸馏白酒工艺的基础上，取众家之长，经多年实践，酿造出了酒色清亮，香醇可口的优质白酒，勾兑出售后，大受欢迎。为了仿止假冒，娄源酒店在装酒的酒缸和酒坛上贴上四个“特”字，作为标志，以便与其他酒店的酒相区别，表示特别优质，“四特”名称由此产生。因又具有“亮似钻石透如晶，芬芳扑鼻迷逗人，柔和醇甘无杂味，滋身清神类灵芝”四大特色，并因此而得名“四特酒”。
四特酒是以整粒大米为原料，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的续渣混蒸、“三进四出”操作，老窖固态发酵，缓气蒸馏，量质摘酒，分级入库，经贮存、勾兑等多道程序精工酿制而成，属“特香型”白酒，其工艺特点为“整粒大米为原料，大麴麦麸加酒糟，红褚条石垒酒窖，三型具备犹不靠”（三香即酱香、浓香、清香），是我国白酒香型中的一个独特品种。
四特酒人文历史厚重。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赣中大地上饮酒赋诗，留下传世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邀请刘十九的请柬“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及宋朝陆游的直接赞誉“名酒来清江，嫩色如新鹅。”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品尝四特酒后，赞誉它“清、香、醇、纯——回味无穷”;1972年，邓小平同志在樟树考察时，赞扬它“酒中佳品，味道独特”。2001年6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南昌品赏四特酒后，满意的赞之“名不虚传、上等好酒”。
四特酒于1963年、1980年、1983年，连续被评为江西省名酒。两次荣获江西省优质产品称号。1984年，在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中荣获银杯奖。2004年，四特品牌还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欧美、东南亚、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中国名酒”。2011年9月在第三届“华樽杯”中国酒类品牌价值评议中荣获2011年中国酒类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品牌、2011年中国酒类十大最具竞争力品牌、2011年全国白酒品牌价值20强。2012年9月“华樽杯”第四届中国酒类品牌价值评议中，四特酒又荣获2012年中国酒类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品牌、2012年中国白酒十大最具创新精神品牌、2012年中国酒类十大最具全球竞争力品牌等奖项。
樟树中药材
中国药都——樟树的药业源远流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药村集散地，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药都，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南有樟树，北有安国为众人皆晓。
自古以来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镇郊的阁皂山是一个天然药场，绵延200余里，草木丰茂，盛产各种药材，其中动、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达百余种。
早在东汉建安时期，道家张道陵、葛仙翁等即修炼于此。他们一面迷信说教驱邪，一面采药炼丹治病、传授炮制之法。后来葛氏之孙葛洪，总结行医经验，著成《时后备急方》，流传于世。唐宋时期，樟树药业日益发达，采药卖药者日增，药铺、药材行、分庄逐步兴起，并向外省扩张。明朝初年，这里建起一座三皇宫（即药王庙），每逢农历4月28日唐代名医孙思邈生日，就在庙侧设立交易场所，全国各路药商，多云集于此，进行贸易，此风俗一直沿袭至今。三皇宫正殿中间供奉着远古三皇（伏羲、神农、黄帝），这三位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相传神农氏因为他的肚皮是透明的，可以看见各种植物在肚子里的反应。这样能分辨什么植物可以吃，什么植物不可以吃，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作用，所以神农氏在被尊为农耕始祖同时也是中华医药始祖之一。
明末清初，樟树中药铺已发展到200多家，同时，外省药商也来此设立药行，甚至还建有同乡会组织。这样渐渐变成了药材集散中心。至今境内仍有不少保存完好的炼丹井、洗药池、古寺、药庙等胜迹。樟树人采集、炮制中药材世代相传，掌握了许多秘传妙法，无论是炒、浸、泡、炙，还是烘、晒、切、藏，均有独到之处。优秀药工切的药片，“薄如纸，吹得起，断面齐，造型美”，色、香、形、味、效俱佳。樟树的药师、药工、药商走遍全国药材产地，采集、选购品质上乘的药材原料运回加工，使得樟树的药材品种齐全，质地精良。樟树因此成为全国中药材生产、加工、炮制和经营中心。“药都”的形成，除因其地理条件优越、水路交通发达之外，与其盛产药材，精于药材的种植、炮制、经销和保管，更是密不可分的。阁皂山有天然药材200多种，中外闻名的江枳壳、面枳实，就是当地特产之一。樟树本地，对药材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药材必须纯净，饮片加工务其精细。如今历朝的“药王庙会”已发展成一年一度的全国药材交流大会。每年请柬一经发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的药界同仁蜂拥而来，樟树成为药的世界、药的海洋。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中国药都”樟树，以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为目标，大兴“药市、药地、药业”，开始了药业经济的新跨越。
樟树市坚持“药市、药地、药业”三药并举的方针，大力弘扬品牌、树立药都形象。2001年的第32届“药交会”，一改过去单纯药材交易为药材药品交流、企业形象展示、学术研讨和信息发布相结合，并首次邀请境外和国外药商赴会。2008年11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2008年中国产业集群大会上，樟树市医药产业集群喜获“中国县域产业集群竞争力百强”称号，成为江西唯一入选的县域产业集群。
2001以来，樟树市开始规划建设一个档次高、规模大、硬件设施一流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市场规划面积为500亩，建筑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拥有集商贸、仓储、居家为一体的店铺1000余套，设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电子商务交易会展中心等配套设施。整个市场视野开阔，造型中西合壁，既能感受到繁华、开放的市场氛围，又能体会到樟树药业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市场总建设面积250000平方米，其中：店面88000平方米，仓储70000平方米，电子商务交易会展中心10000多平方米，其它设施49000平方米，绿地率达18%。现有28个省（市）、372个县（市）的2000余户药商在场内经营，年成交量100万吨，交易额超50亿元，辐射全国30个省（市）、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目前，樟树中药材专业市场成为全国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规模最大、起点最高、功能最全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樟树剪纸
剪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商代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刻花作装饰品。西汉时，汉武帝刘彻宠妃李夫人去世，刘彻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思念不已，便请来术士齐人少翁用麻纸剪成李夫人像，为李夫人招魂。据说，这就是真正剪纸的起源。“中国剪纸之乡”樟树剪纸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每逢春节，樟树市家家户户门楣上贴着用红纸剪刻的“门笺”，这种“门笺”喜庆吉祥，不仅行销本市，而且销往临近县市，为剪纸人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今天樟树剪纸，已经不再是民间那种剪个窗花、"囍字、“门笺”之类的下里巴人了，而是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阳春白雪阶段，以构图大气、精剪细刻、寓意丰富、博采众长的艺术特色，受到消费者青睐。作品不仅闻名全国，而且跻身国外市场。
樟树剪纸作品精巧秀丽、逼真形象、玲珑剔透，寓意丰富。已成立樟树市剪纸艺术研究中心，通过以下方法进行制作：1.剪纸作品内容以景区有代表性的风景、文化背景和传统故事为主，使剪纸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纪念性。2.剪纸所用的纸张选用不易掉色的宣纸和金纸，颜色有金色、红色、黑色、褐色等，既解决了传统剪纸易掉色的问题，又丰富了剪纸的色彩表现力。3.剪纸用当地的传统夏布进行裱托，使剪纸更具有古朴、典雅的感觉，而且显示出布纹特有的质感，这一裱托方式获得了国家专利。4.剪纸包装除有传统的镜框式外，研究出目前市场上独有的样式,包括：①生宣册页式，生宣纸防潮防霉，册页可以折叠，方便游客携带，里面可以放多张剪纸，容量更大，使游客感觉份量多又价格实惠；②双面装裱，全国独有，双面装裱一面可放剪纸一面可放景点文化，也可两面放不同的剪纸，可谓“一个多用”，丰富了一个纪念品的内容；③台屏式，台屏古朴的造型与剪纸和夏布相得益彰，游客带回去就可以摆放，使用方便，省去游客把剪纸买回去后还要找装裱店装裱的麻烦；④中国结挂件式，中国结已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喜爱，把它和剪纸相结合，既打破了中国结的单一性，又使剪纸方便在居室任何地方悬挂；⑤收藏册式，把包含景点系列文化内涵的多幅剪纸包装在一本精致的收藏册内，提高了剪纸的艺术档次，旅客携带更方便。
樟树剪纸作品有双喜、百福字样，有十二生肖，有戏剧脸谱，有花鸟虫草、飞禽走兽，琳琅满目。最抢眼的作品是八十米长的剪纸长卷《和谐之旅》，作品反映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火炬传递盛况。从希腊采集火种开始，沿途经过一百三十八个城市，每个城市选一个有代表性的景点为单元，共一百三十八幅剪纸，按照火炬传递顺序，结成一幅八十米的长卷。作品每个单元的外框，是中国窗棂格和云纹。中间瓷盘外圆围着一圈蝙蝠，寓意对奥运的深深祝福；中圆是二十九只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寓意第二十九届奥运会为“和平奥运”；内圆是本届奥运会三十五个运动项目的标准图案。2008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的位置刊发了这幅作品通稿。
说到樟树剪纸不得不说到陈杵保这个剪纸精英。陈杵保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本来是樟树中学的一位美术老师，由于他在剪纸领域勤奋耕耘，收获颇丰，被江西省政府授予“樟树剪纸”传承人，被樟树市政府任命为香樟剪纸艺术公司总经理，弃教从艺，专门从事剪纸工作，成为樟树剪纸的领军人物。陈杵保创作的《生肖闹月》被作为2007年首届宜春月亮文化节活动的纪念品和公务礼品。他创作的《古阁今韵》获2006年第九届世界华人艺术大会香港大型艺术展“国际金奖”，他获得“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荣誉称号；他创作的《锦绣“三都”·和谐樟树》获2006年全国教师美术作品大赛专业组一等奖；2007年10月22日，创作的《百福扇》被省委宣传部作为礼品送给来江西考察的英国客人。陈杵保曾在的樟树中学，还有一位教师丁明良也是剪纸传人。
樟树剪纸还有许多寓意深刻、剪刻精细的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光“囍”字就有几十种式样，圆的、方的，长的、扁的，椭圆的、心形的，枚不胜举。不仅有平面剪纸，还有立体剪纸。上至鬓发如霜的耄耋老人，下至童音未变的阳光少年，年龄跨度极大，足以说明樟树剪纸人才济济，队伍庞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仅一个三万来人口的吴城乡就有一百多名剪纸协会会员，全市剪纸协会会员不下千人；如果算上没有加入协会的剪纸人员，总数恐怕数以万计。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剪纸之乡”。正是如此众多的剪纸爱好者，用手中的剪刀和刻刀，乘着市委、市政府打造“樟树剪纸”品牌的东风，凭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底蕴，借助改革开放这朵绚丽多姿的云彩，剪出一片灿烂明媚的春光，使得剪纸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创造了樟树剪纸的无穷魅力。
樟树筑卫城遗址
筑卫城遗址位于樟树市玉华山景区北部，大桥乡洪光塘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于1947年10月被发现，是江南印纹陶遗址“核心”地区的一处较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遗址，因“筑城以自卫”而得名。它延续时间长，包括新石器时代、夏代、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六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上限距今约4500年。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时期大型土城之一。
遗址城垣规模宏大，东西宽410米，南北长360米，周围土城墙最高的有21.8米，最低的也有10米左右，有6个城门可以进出（其中有一进一出二个水门）。遗址总面积147600平方米，遗址内
有石斧、石铲、陶罐、陶壶等遗物和房基柱洞、方形地窖等遗迹，是江西发掘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经北京大学和省市专家两次发掘，上文化层相当于商周时期，属奴隶社会，下文化层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属原始社会末期，处于父系氏族社会。
城内有一条内河与外河（古河道）相通，城外东北面是自然河流，南西面是人为的护城河；城内是较为平坦广阔的土地，内河的西南部有祭祀房屋遗迹现象及人工修整较平的大场地（可能是祭祀广场或宫殿遗迹），内河的东北部有3米多的文化堆积，是居住区；城的北面有内城，北城墙的外面有外城，东城墙的外面还有几座陶窑遗迹。城墙修筑的方法是我们的祖先就近从河中捞取沙石与当地的红壤土搅拌（类似现代混凝土）,根据自然的地形走势，一层层堆垒,并逐层泼水夯实,其建筑理念延续到今天城市的发展。筑卫城的布局精妙，在远古时期，人的第一需要是水但又怕水，樟树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赣江和古芗溪河交汇处筑起规模较大的土城，也筑了一条S形堤坝，把水一分为二，一支水往城里面流，解决城里的饮水和交通问题；另一支水往南面和西面的护城河里流，解决南面和西面的防御问题。筑卫城北面和东面有自然河流，南面、西面有护城河；在北城墙的东段外面有外城，里面有内城墙，形成了城中有城、城外也有城；城里面以内河划分，东面是经济中心，西面是政治中心。在筑卫城草坪中有一处隆起约30公分高的小土围,足有100平方米，结构类似于北京的天坛，为圆形建筑。据初步考证，这可能是古城中最大的建筑遗迹，即议事房。议事房位于筑卫城的内河河西，为筑卫城的政治中心。在议事房的西面，有一块较为平坦的长方形草坪。专家推断这草坪可能就是祭祀广场，古代人类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产生敬畏心理，祭祀便成为崇拜活动的主要内容。
整个筑卫城布局合理，功能齐配，防卫能力强，充分体现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期聪明的才智、非凡的毅力，他们凭藉勤劳的双手开垦了这块肥沃的土地，同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一样，创造了樟树的历史文明，一个伟大的奇迹。
出土的文物：石器有斧、刀、铲、凿、砺石等；陶器有陶鼎、豆、碗、壶、缸等。这些器物的出土标志筑卫城居民当时尚处“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为辅的生活。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使吴城遗址商文化的年代得以印证，是江南地区印纹陶遗址核心的著名遗址，进一步证明这座土城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都有人居住。它和吴城遗址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古代文明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区文化全貌，确立江西乃至先秦考古学编年提供了科学的资料。现常有海内外游人和专家学者到此访古、考察。
筑卫城遗址除了本身出土文化和文物外，还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流传着许多历史故事。相传在中国原始社会解体之时，黄炎两帝本是亲兄弟，后来为了各自利益发生了
激烈战争，最后黄帝打败炎帝，从此炎黄合为一家，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盟。那时，盘踞在江淮流域的东夷首领蚩尤根本不把黄帝放在眼里，坚决与之抗衡。传说蚩尤武艺十分高强，他有兄弟81人，全都是人的身体、牛的蹄子，铜头铁额，长着四只眼睛、六只手，能制造各种兵器。蚩尤部族在各地构筑高大城廓，以备大战，各地城垣称之为“筑卫城”。双方大战，蚩尤开初得胜，最后以黄帝胜利而告终。黄帝声名大振，其余部落纷纷归顺于炎黄，然旧城垣依存。
筑卫城遗址的发现，始于江西省文物考古调查的先驱饶惠元先生（原是樟树中学教师）。1947年，饶惠元老师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在樟树市大桥街道办事处（原大桥乡）洪光塘村的东南土岗，采集大量石器、陶器标本，并发现了筑卫城等古文化遗址，从而揭开了樟树地区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发现了江西省乃至江南地区最早的一个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解放初期，饶惠元还写文章、寄文物标本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及一些考古学家看到这些资料，感到江南有这么发达的印陶文化很惊讶。1956年，离筑卫城不远的樟树机场要扩建，推土机要推掉“营盘里遗址”（含四座土城），又是饶惠元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随即来了一批专家进行考古发掘，进一步揭开尘封的“秘密”。随后，饶惠元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郭沫若先生在1963年还为“清江县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1974年和1977年，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对筑卫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这3米多深的发掘探方里出土生产工具有砍伐器石斧50多件，掘土器石锛60多件，刮削器石刀20多件，标志着当时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网坠、石镞出土数量较多，说明渔猎生产仍占一定地位；陶器使用已较广泛，有生产工具、炊具、盛食器等，发现陶纺轮50多件，制陶工艺有手制、轮制、泥条盘筑等。由此证明，樟树市境内在距今4500～5000年前已出现了原始村落、原始城市。
几何形印纹陶是南方古代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拍印的方法，在陶器上装饰各种纹样图案。在筑卫城遗址，出土的装饰纹样有圆圈纹、漩涡纹、绳纹、曲折纹、回字纹、方格纹、米字纹等40种以上。专家学者根据各时代的纹样特点，结合其它遗址的材料，加上考古地层学、器形学，初步排出南方古代文化发展的编年序列，揭示出南方古代文化发展史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是江南地区目前印纹陶遗址“核心”地区的著名遗址，不仅在地层上推翻了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三迭层”说法，而且否定了印纹陶在过去被看成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观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使吴城遗址商文化的年代得以印证,改写了江南古代文明史，为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区文化的全貌,确立江西乃至先秦考古学编年提供了科学的资料。
樟树市政府于2011年底开始对筑卫城进行保护性的开发,省博物管、樟树市旅游局、文化局、大桥街道办事处联合组建了考古队，对筑卫城遗址进行开发并恢复原貌。
樟树吴城遗址
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位于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萧江上游丘陵坡地，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
吴城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遗址经过九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即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在遗址中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
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吴城商代遗址考古发掘当中，出土了数量不菲的陶文，这些文字、符号和图像，分别刻画或压印在石范、陶范、陶刀等生产、生活工具上，共达120余件。经学者研究，这些文字是一种已经失传的比较先进的供地方使用的古文字。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吴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是表音字和记录功能存在的重要信息。
吴城陶文中有些字仅见于殷墟卜辞，不见或很少见于西周金文，这表明，这些字只盛行于殷代，到西周就已经被淘汰了，据此说吴城陶文与殷墟卜辞同一时代是很恰当的。有些字尽管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但是这些字在中晚期卜辞已经出现相同或者相近的形体。因此，陶文的下限应不晚于殷墟卜辞的晚期。这也就是说，吴城陶文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商代后期出现的殷墟甲骨文。根据研究，吴城文字符号有不少与中原陶文、甲骨文、金文相同或类似，如“田、土、于、之、祀、在”等字；有的则保留一些原始因素，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都没有见过，如“五、在”等字。这种情况表明，吴城文字符号是吴城居民在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供地方使用的文字。
无疑，吴城陶文是先民在长期的社会交流和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从工艺上看，这些文字符号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焙烧或施釉前以及制作石范时刻上去的。而具体书写陶文的人，显然出自劳动人民之手，可能是当时的陶工或铸工。所有陶文，字形工整，书法秀美，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可是在文字发明之初，并不是人人会写字，识字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又表明它不是一般的不识字的普通陶工所为，有可能是陶业世家中，有位于上层的识字者，专门负责在陶器制作好后为需要刻字者刻字。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曾对吴城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期到西周早、中期，除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原料是红铜（即纯铜）。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掌握着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而吴城古城内出土的300多扇用于铸造青铜农具和武器的石范，则表明这里曾是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青铜器铸造中心。
在美丽富饶的赣江鄱阳湖平原上，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樟树市吴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商代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这处遗址决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和聚邑，而是商代一处都邑。城邑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统治者以其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
之上的地位，修筑高城深壕，表明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经测量，吴城遗址是作为方国都城或军事重镇的盘龙城遗址的9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吴城文化不是商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是一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地方文化。在诸种手工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是青铜铸造业，吴城城内所出土的300多扇铸铜石范及大量铜渣、木炭显示这里有一个青铜铸造作坊，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工艺之精湛，为前所未见；吴城出土的陶瓷器品种之丰富、造型之精美、制作之精工、装饰纹样之规整，也是其它地方罕见的，显示出吴城遗址作为中心遗址的显赫地位。据考证，吴城古城，分为生活区、制陶区、铸铜区、祭祀区等几大区域。城内居住着大量人口，生产者不直接从事农业劳动，而是以生产某一产品为业，他们把自己生产的手工产品拿到集市去交换、出售，换取货币之后再买回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而城邑周围的百姓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外多余粮食再拿到市场上出售，然后买回小件青铜器和陶器等。社会需要，推动了商业贸易的产生和繁荣。
总体上看，吴城文化已出现了超越普通村落乃至次级中心聚落的权力机构和贵族，社会组织形态中的个体家庭本位制及社会结构方面的金字塔形等级体系，己表明吴城文化社会形态的明显“国家”色彩。由此看来，吴城文化演进已与同时期的中原殷商王朝相似，基本上迈进了文明社会的殿堂，而且可表明吴城文化是商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的中心文化，吴城商代遗址作为古肖江的上游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因此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太伯系西周太王古公的长子，周文王姬昌的伯父。他的生活年代，为先周时期，约晚商之世。古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古公欲
将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季历，于是太伯就与仲雍南奔，在江南建立起吴国，史称“太伯奔吴”。太伯奔吴事件，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关于太伯奔吴原因及其地点，史料未作详细交待。导致长期以来颇有争议：有陕县说、苏南说、镇宁说、赣鄱说，众说纷纭。著名的樟树吴城商代遗址被发现后，太伯奔吴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较一致认同赣鄱说。史学界依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推定太伯所奔之吴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地区——吴城遗址。至此，太伯奔吴谜团破解。
吴城都邑的消亡，也有专家考证，认为吴城遗址中城壕的颅骨，可能是大量战俘割首所致，且年龄大多为20至40岁的青壮年,而其中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这些颅骨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以及惨烈度。既然吴城曾经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那么吴城消亡很有可能是被战争毁灭。因为此处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拥有铜、锡、盐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其他方国的必争之地，从而导致了吴城在战争中灭亡。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随着吴城遗址的发现和挖掘,在中国学术界一直颇受关注的吴文化研究，又爆出了热点。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1年国家文物局将该遗址列入“十五”期间大遗址保护50处重点之一，定性为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吴城遗址年代距今3100～3500年，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土著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进而推翻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届时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刘 敞
刘敞（1019～1068），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樟树市人。自幼聪明，精读经书。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中进士。刘敞廷对时本为第一，因编排官、翰林学士王尧臣（天圣五年状元）系刘敞内兄，为避嫌疑，宋仁宗将刘敞列为第二，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今河南汝阳县）,后任吏部南曹、考功员外郎。同年八月，权判三司开拆司。皇祐五年（1053）四月，又权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1054）八月，同修起居注，九月召试，迁右正言、知制诰。次年八月，出使契丹，还京后，出知扬州。不久又迁起居舍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接着又召返，纠察在京刑狱，并曾主试嘉祐四年（1059）礼部考试。后出守永兴军。英宗即位后，侍英宗讲读，深得英宗嘉许,遂出知汝州。治平三年（1066）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司御史台。
皇祐二年(1050）宰相夏竦死后，仁宗私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虽有才智，但为人奸邪阴险，性贪婪与“文正”二字不合，议定谥号是臣下的事，人主不经百官讨论，便直接赐谥，是不妥当的。他三次上疏力争，夏竦终被改谥文庄。仁宗宠妃张贵妃死后，被追谥为温成皇后。有些善于逢迎者，要将温成皇后死日定为国忌日，刘敞认为不可，上书直谏，仁宗只好作罢。宦官石全彬因经营温成皇后坟墓有劳绩，迁宫苑使并代理观察使。石全彬因未能真授观察使，有怨言，三天之后，仁宗果然任命石全彬为观察使。命刘敞起草任命书，刘敞拒绝草拟委任状。石全彬终于没有得到观察使的任命。
刘敞知郓州和永兴军期间，都因治旱有方，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社会安定而深受百姓的爱戴。他在知扬州时，及时清理归还达官显贵冒占农民的田亩数百顷，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刘敞为官清正，还为贫民平反冤狱。刘敞发现天长县富人陈氏，由于杀人被捕，暗中使用钱财贿赂官吏，不但得到释放，反而嫁祸于贫民王甲。审理者糊涂结案。王甲畏惧官吏，不敢自白其冤。刘敞另派官复审，不但不能平反，反而使王甲杀人案更不可破。于是刘敞亲自审理此案，才弄清原委，平反了冤狱。
刘敞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学问渊博。连翰林学士欧阳修都经常向他请教，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称刘敞“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有一次，刘敞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人带着他出古北口，故意走了许多弯路，以显示路途的遥远。刘敞熟知地理，对道路了如指掌，就质问对方：“本来有大路可走，用不了几天就可抵达中京，为什么要这么走呢？”契丹人惊异。契丹山地中有一种怪兽，形状像马，却能猎食虎豹，契丹人不知其名，就向刘敞打听，刘敞回答说：“这种兽就是所谓的驳。”刘敞还描述了这种兽的叫声和模样，并且告诉契丹人，在古书《山海经》和《管子》中，都有这种兽的记载。契丹人听后，敬佩不已。刘敞对金文亦有研究，尝得先秦彝鼎数十，考青铜器铭文，辨识古文字。因以知夏、商、周三代之典章制度，补充史籍之不足。尤长于《春秋》三传，其解经说义，与传统的汉代学者不一样，开宋学者批评汉学者之先声。刘敞还专于诗词，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时，亦求教于刘敞。熙宁元年（1068）刘敞病卒，著有《春秋权衡》、《春秋传》、《七经小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等，还与弟刘攽、子刘奉世合著《汉书标注》。
刘攽
刘攽（1023～1089）,字贡夫,别号公非,宋代著名史学家。樟树市黄土岗人,刘敞弟。出自诗书世家，祖父刘式，南唐时举进士，入宋后，官至刑部郎中。父亲刘立之与叔伯4人俱举进士。
刘攽与兄敞同举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仕州县20年，始为国子监直讲。熙宁五年（1072），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因考试开封举人时与同院官争执，为御史所劾。又因致书王安石，论新法不便，贬泰州通判迁知曹州。不久，又任兖州、亳州、蔡州等知州，官至中书舍人。
刘攽邃于史学，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为副主编，专职汉史，《资治通鉴》共294卷,刘攽修了184卷,所引用史料有322种书籍,浩瀚的资料搜集、考证、取舍等大量工作,多为刘攽所做。刘攽同时还负责战国秦汉部分编写,还为司马光删定《前汉记》、整理《后汉记》和《魏记》,并起草魏至隋部分。司马光高度评价刘攽“研精极虑,穷竭所有,夜以继日。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挟擿幽隐,校到毫厘。”为人称诵。为完成中国最伟大的史学经典,功不可没。
刘攽、刘敞与敞之子刘世奉合著《汉书标注》,世称三人为“墨庄三刘”。“墨庄刘氏”被奉为古代家庭教育典范。刘氏卒后，家中除藏书千卷外别无财产。其妻指藏书对子女曰：此乃“墨庄”。将诗书作为家产教子女传承。刘攽学识渊博，与兄刘敞齐名。欧阳修称其“辞学优赡”、“记问该博”。苏轼在草拟刘敛任中书舍人的制书中称赞他“能读坟典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刘攽著作极为丰富，除了《资治通鉴》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100余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误》4卷、《汉宫仪》3卷、《经史新义》7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等多种。
刘攽也是宋朝的著名诗人和文章大家。他的诗歌风格较为生动，与欧阳修的风格有相似之处。他的文章更受到同时代的曾巩和后来的朱熹等人的高度评价。他的诗文由后人结集汇编成《彭城集》40卷。又著有《公非集》60卷、《文献通考》及《文选类林》、《中山诗话》等，并行于世。附其诗二首：
《雨后池上》
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
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水仙花》
早于桃李晚于梅，冰雪肌肤姑射来。
明月寒霜中夜静，素娥青女共徘徊。
扬无咎
扬无咎（1097~1171），字补之，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自称为草玄（扬雄）后裔，故其书姓从“扌”不从“木”，樟树市人。其书画艺术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有“得补之一幅梅，价不下百千匹”之说。
扬无咎清高自守，生性耿介，不慕荣利，不俯仰时好。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水墨人物画，墨梅却成了他绘画艺术的标志性题材，大约正是因为梅花“傲骨凌霜”的品格，激发了艺术家人格上的共鸣吧。
年轻时，扬无咎所居住的地方有一棵“大如数间屋”的老梅树，苍皮藓斑，繁花如簇。他经常去对着梅树临画写生，大得梅花真趣。因此，在梅花画法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扬无咎墨梅艺术成就的取得，也是与他全面的艺术修养分不开的。
他是一位诗、书、画兼长的全能艺术家。书法方面，扬无咎宗法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率更），他曾在自己所藏的《邕禅师塔铭》帖上题字：“予于率更为人室上足”。据说，当时江西的碑碣多为扬无咎所书，足见其书法成就之高。他的小字书法尤其清劲可爱。他还长于诗词，诗词格调很高，无绮罗脂粉气。著有《逃禅词》1卷，《洞天清禄集》中说其“诗笔清新，无一点俗气”。
虽然由于画名的彰显，扬无咎在书法和诗词上的成就往往不为人知，但全面的艺术修养，却大大滋养了他的墨梅艺术。画境与诗词意境相通，扬无咎墨梅以清逸见长，高洁清幽，不沾尘俗，这正是其诗词境界的另一种展现；而书法艺术对于扬无咎墨梅艺术的影响就更显见。《洞天清禄集》中说：“临江扬无咎补之，学欧阳率更楷书殆逼真，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下笔便胜花光仲仁。”可见，扬无咎将书法中的用笔结合融人墨梅创作中，大大拓展了笔墨的艺术表现力。 
据说，扬无咎曾乘兴在临江的一家倡馆的墙壁上画了一幅折枝梅，吸引了不少往来的文人士大夫，倡馆一时生意兴隆，但这块画了折枝梅的屋壁后来居然被人窃走，使这家倡馆顿时车马稀少，门庭冷落。扬无咎艺术的魅力于此也可见一斑。
扬无咎最著名的传世花卉作品是《四梅图》、《雪梅图》等。《四梅图》又叫《四清图》，画分四段，可分可合，每段自成一幅，有独立的内容和章法，从自跋中可知作者创作此图的初衷是要完成一位挚友的命题：“要余画梅四枝，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均各赋词一首。”
这个独特的命题激发了画家的兴致，使画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应有的大家手笔。画梅花“未开”，在疏枝斜干上突出描绘了花苞的聚五攒三，以少胜多；画梅花“欲开”，在枝干上布了些整朵梅花，花瓣清晰可数而不露其花蕊，以求含蕴；画梅花“盛开”，则极写其雨浴脂浓，烟笼玉暖之致；画梅花“将残”，则堕溷飘零，偃蹇自嗟。即使留在枝上的残梅，也是蕊托外露，已无一瓣可寻。四段梅花图，将梅花的盛衰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经过仔细的揣摩观察，是无法具备如此准确传神的表现力的。
扬无咎的墨梅在我国绘画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历代仿效他的人很多。南宋花鸟画家赵孟坚，扬无咎的从子季衡、外甥汤正仲、汤叔用等都是他的传徒。后代的花鸟名家王冕、徐禹功等都是他的嫡系。
范 梈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人称文白先生，樟树市人。元代官员、诗人，与虞集、杨载、揭傒斯齐被誉为“元诗四大家”。范梈少聪颖，过目成诵，善诗能文。大德十一年（1307）起授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御史台、海南海北道廉访使、江西湖东道、福建闽海道知事等。他为官勤政为民，廉政律己。范梈对母亲十分孝顺，多次上书请辞回家照顾老母。天历二年（1329），朝廷又任范梈为湖南岭北道廉访使，范梈因母亲病重拒不赴任，赶回家乡照顾母亲。当年母亡，他也抑郁成疾，于次年10月病逝，享年59岁。范梈在海南任职时写有《重建海角亭记》，曰：“钦廉僻在百粤，距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亭名的由来即于此。
范梈的散文学秦汉，其诗好为歌行古体，学颜延年、谢灵运，趣而高妙。其诗多写日常生活及朋友来往，也有一些涉及社会现实。在风格上比较多样，而以冲淡闲远为时人所称道。虞集称他的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说他的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联。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嶙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如“雨止修竹闲，流莺夜深至”（《苍山感秋》）等，著有《燕然》、《东方》等稿20卷，后人辑为《范德机诗》、《木天禁语》两书传世。
杜本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又称“清碧先生”，樟树市人。《元史》将其列入《隐逸列传》中，是一位不愿入朝为官的大学者。杜本博学多才，手不释卷。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无不通究，经史、诗文、声韵、书法莫不精工。曾向朝廷献《救荒策》，朝中大臣阅后大惊，称之奇才。当时许多大臣，武宗、文宗皇帝都先后请他到京城做官，他都不同意，而是隐居山林。
杜本著述颇丰，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清江碧嶂集》等。其所编的《五声韵》，自大、小篆至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及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在中国文学史上，杜本所编的《谷音》是很重要的诗歌总集，所作多为对宋室衰亡的忧愤、悲凉，风格雄浑。 
如同中国许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不从政“济世”，便从医“救人”。杜本为我国传统医学作出过卓越贡献。其所修订编纂的《伤寒金镜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舌诊专书。该书“察舌辨症”，绘以36图。为历代医家多推崇。杜本之后，虽有人将舌诊推之于130余图，然明代著名医家薛立斋认为：“汇而观之，不简不支，取杜氏36图足矣！”
杜本湛静寡欲，沉默少言笑，与人交往尤笃于义。有贫困而无以养亲、无以求学者，皆济之。贤士名流皆乐于与其交往，时号“儒林四杰”之一的柳贯及著名诗人张翥与其友谊甚厚。浙东宪府照磨詹景仁，武夷人，特地在武夷山买房置田，请杜本入山长住。隐居于武夷山的杜本不忘故土清江。其《清江渔隐》一诗道：“山下白云缥缈，水边绿柳依稀。记是清江旧隐，行人今已思归”。杜本还在武夷山幔亭峰下筑“怀友轩”以怀故人。
杜本隐居武夷山，前往求学者甚多。载入《明史·文苑传》的明初著名学者陶宗仪、南仁、南智等，都是杜本在武夷山所收的弟子。
元顺帝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其时，朝廷决定从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中各选拔一名处士参与修史，杜本以南人处士征诏入京，授以翰林侍制、奉议大夫，兼国史编修官，行至杭州，称疾固辞。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元代银器，名曰：“龙槎”，制作于至正五年，制作者朱碧山系渭塘人，是一只造型奇异的酒杯。器身为一段苍古屈曲的桧柏树干，中空，可盛酒。树下坐一老者，身衣道服，鹤发皓须，右手持书披阅，左手斜欹树身，神情怡然，俨有隐士风致。槎尾刻“龙槎”二字，槎下腹刻“百杯狂李白，一醉老刘伶，知得酒中味，方留世上名”诗一首。杯口下刻“贮玉液而自畅，泛银汉以凌虚”，并署名“杜本题”。这是一件稀世珍宝。198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国宝欣赏100种》，选录了全国博物馆（包括台湾故宫博物院）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的馆藏珍品100件，这件银龙槎便以“国宝”而位居其列。被奉之为“国宝”的银龙槎，拥有如此身价，除其制作出自元代著名工匠朱碧山之手外，另有点睛之笔是元代著名学者杜本在龙槎上留有题款。龙槎上的老者很可能是朱碧山为杜本的造像。杜本至正十年（1350）逝世，享年75岁。
刘子壮
刘子壮（1609～1652），字克猷，号稚川，樟树市张家山人。明崇祯三年（1630）举于乡，寒窗苦读近20余年，于清顺治六年（1649）参加殿试，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授国史馆修撰。殿试策万言，略谓二帝三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讲学为明心之要，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又言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一时为士林传诵。顺治八年（1651），充会试同考官。寻告归。顺治九年（1652）卒，年仅44岁。由于父亲早年在湖北黄冈从事药业，子壮随父就读，故以黄冈籍生员报考，所以都误为黄冈人。
子壮博综群籍，精制举文，雄厚排傲，淩铄一切。与同榜一甲二名进士汉阳熊伯龙齐名，世称熊刘。诗古文亦以气胜。《清史稿》曰：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初年湖广提学道蒋永修也说：国初楚文大家，首推稚川刘太史。
子壮性至孝，九岁失母，每念及母辄为孺子泣，遂名其堂曰屺思堂。著有《屺思堂文集》、《屺思堂诗集》、《刘稚川先生稿》。
刘子壮虽然做官时间短，去世又早，但由于才气过人，在整个清代文人们都没有忘记他，为清代名状元之一。刘子壮的同榜进士、曾任江南按察司副使和江西布政司参政的周体观在路过黄冈时，不由得想起这位英才早逝的状元，情之所至，矢口成文，作《拨棹杂咏》诗曰：“不见当年刘克猷，西风吹泪过黄州。旧时江路能来否，落日招魂古驿楼。”《清诗别裁集》谓读此使人增交谊之重。
黄石屏
黄石屏（1850～1917），名黄灿，号石屏，祖籍樟树市。父亲黄良楷是清道光元年（1821）武举人，在山东做官30余年。据说黄石屏幼时其父疯瘫，群医束手无策，忽来一年愈古稀步履矫健之老僧，自称能治疯瘫，遂请针治，不到10天，黄父竟能起床步行。该僧法名圆觉，不但精于针炙，且对拳击、气功均有研究，功夫甚深，文章道德亦非常人所及，黄父十分敬重。因此黄石屏从小便拜御医聂厚生和圆觉老僧为师，武功和针灸日渐纯熟，具有较深造诣。他先后在上海、扬州、南通一带以“江右金针黄石屏”挂牌治病，他不用药石，只以针灸治疗内外科，疑难病症，无不应手奏效，成为一位驰名海内外的“金针大师”。
据黄石屏侄孙黄岁松《黄氏家传针灸》一书介绍，石屏针法特点有三：其一，必须精少林拳术和内外气功，才能将全身精、气、神三宝运于二指之上，施于患者患处，而有不可思议之妙。其二，纯用金针，因金光滑不生锈；其性软，不伤筋骨；其味甜，能祛风败毒，辅赢填虚，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较之铁石，截然不同。黄氏用针，软细而长，最长的达一尺三寸，最短的也有4寸，非用阴劲不能入穴。其三，取穴配穴，略有不同。深浅、补泻、随迎、缓急、主客、上下、左右、腹背、脏腑、经络、辨脉等等，凡下针前必慎重。可针不可针，可灸不可灸的，则反复审察。诊治病人时，必先切脉，沉思良久，立眉目，生杀气，将左右两手握拳运力，只闻骨喇喇作响，然后操针在手，擦磨数次，将针缠于手指上，复将伸直者数次，衔于口内，手如握虎，势如擒龙，聚精会神，先以左手指在患者身上按穴，右手持针在按定穴位处点数次，将针慢慢以阴劲进入肌肉内，病者不觉痛苦，直达病所，针到病除。
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患腿疾，经石屏一针一灸治愈。袁世凯患偏头痛多年，群医束手无策，请黄石屏到京治疗，针到病除。袁题匾额“一指回春”相赠。著名武术大师霍元甲患病，黄石屏也以金针为其治病。福州谢叔元身患痼疾5年，“全身牵掣，动时为难”，历经中外名医诊治无效。黄石屏切脉辨证，连针3次病愈，谢叔元酬金4万，并撰文《江西黄石屏先生医德序》广为印发，大加颂扬。留居上海英国商人李那路下肢瘫痪，曾在伦郭费金5000求治无效。石屏“一针起之”，名震西欧。德国妇女黛利丝腰部长了一个碗大的赘疣，中国民医、德国及其他各国医生，都认为非开刀不可，但她怕开刀，后经黄石屏诊断，可不开刀。只见石屏一针下去，只3分钟，那明光溜滑的赘疣就慢慢看到皱纹，开始内消；第二天复诊赘疣就消了大半，只针3次就完全好了。黛利丝感激万分。
黄石屏先生治病一视同仁，以金针济人。他在福州不过10天，针治400余人，经他诊治聋者聪、瞎者明、偻者直、跛者驰、咳者平、癫者愈，无不感激。袁世凯约黄为御医，黄婉言谢绝；上海督军等拟聘为医官亦不从；外人重金礼聘他出国，更遭拒绝。他说：“欧洲人持科学进步，侵我中华，我感到耻辱。金针疗法是少林绝学，从来不传授给异国他人。我怎么能贪图财宝，为外国人张目，向他们去讲学传技，丧失我中华民族的人格呢！”义正词严，道出赤子爱国之心。有时为穷人治病分文不取。
其书《针灸诠述》，乃黄石屏总结临床经验所著。他为人看病，能推察人气脉络变化，乎之所下，气随以结，病志毫不觉痛苦，而病立除，聋者聪，暗者明，偻者直，蹇者驰，咳者止，所至南北各地，福音广播。1917年，石屏病逝于扬州，享年67岁。
彭素民
彭素民（1885～1924），字自珍，化名彭俭，樟树市店下乡韶塘村人。自幼聪慧好学，努力上进，14岁即中生员（秀才），稍后就读于江西省立经训书院，1904年19岁时考入南京两江师范，率先剪辫参加黄兴的华兴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20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追随孙中山，反清倒袁，征讨军阀，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民主革命时期，1905年春东渡日本，7月，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彭素民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1907年，同盟会部分会员为加强长江流域反清斗争，成立共进会，彭素民任文牍部部长。1908年，彭素民被派遣回国，支持江西党务、军事，策动驻南昌的新军54标举义。事泄，54标遭清洗并移驻袁州，彭素民也被追捕通缉，避居峡江。1909年，化名彭健考入江西陆军测绘学校，发展举义骨干。辛亥革命爆发，测绘学校首谋响应，光复南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被推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彭素民任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职后，改任江西同盟会机关报《晨仲报》主笔。1917年，协助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同年归上海，从事秘密讨袁工作。1923年1月，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一时期，彭素民副署了大量的孙中山签署的任命状，委任共产党人在国内许多省、市和国外华侨、留学生中建立中国国民党组织。
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彭素民与共产党人沈玄庐、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符麟、张国焘等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中全会，彭素民与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等当选为中央常委。在担任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期间，委任共产党人彭湃为农民部秘书。发起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委任彭湃为农讲所第一任主任。
1924年8月3日，彭素民积劳成疾，病逝于广州博爱医院，时年仅40岁。广州各机关下半旗致哀，孙中山派代表致祭，并亲自撰书挽联哀悼：
吾党惜斯人，应多注海倾江泪；
廿年同患难，未负乘风破浪心。
挽联表达了孙中山对他的崇高评价和相互间的深厚情谊。廖仲恺的挽联则强调了彼此相同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品德的赞扬：
谁为农民，即一端可见其志；
丧我良士，微斯人将谁与归。
2011年3月29日下午，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彭素民先生生平史料展》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隆重揭幕。
广东省民革秘书长潘莎莎、广州市文广部门负责人、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等参加剪彩。
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后人、蔡廷锴后人；帅府名人古应芬、张发奎后裔等各界来宾、群众200多人出席了庆典。在庆典会上，大家共同追忆缅怀了彭素民先生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杨杏佛
杨杏佛（1893～1933），原名杨铨，祖籍樟树市大桥街道，出生于江西玉山县。6岁进私塾，后就读上海中国公学，深受革命党人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好发不满议论，盼望民族复兴。在《送铁崖归蜀次亚子（即柳亚子）韵》诗中有“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之句，表达了其忧国忧民的心情。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北洋军阀袁世凯篡权后，杏佛对袁深为不满，弃官赴美留学，获商科硕士。留美期间，和胡明复、任鸿隽等同学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辑出版《科学》杂志，向国内介绍并传播科学。1918年10月，杏佛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任商科主任、经济学教授、工科教授。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杏佛坚决拥护，并与陈去病、顾实等在东南大学成立国共合作的地下组织。不久，赴广东革命政府，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杏佛负责主编《民族日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和反对军阀罪行。随后与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1927年3月，杏佛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委委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次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九·一八”事变后，杏佛和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1932年12月，又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同盟”成立后，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做了大量工作。北平进步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及其他爱国师生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同盟”致电蒋介石等进行抗议，杏佛亲往北平营救，并探望了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共产党员。 
1933年2月，镇江《江声报》经理与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政府非法枪决，杏佛和宋庆龄、史量才等为此发表宣言。3月，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先后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华、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及陈藻英逮捕。杏佛与宋庆龄等组织“律师辩护团”积极营救。5月，又为遭受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共产党作家丁玲、潘梓年及著名国际友人牛兰夫妇，进行多方营救，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亲赴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联名抗议书，抗议希特勒迫害进步人士，迫害犹太人民的暴行。杏佛所进行的活动，受到南京政府的威胁和警告，特务接二连三投递恐吓信，扬言将以子弹相赠。杏佛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不幸的是，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亚尔培路。
杏佛惨遭暗杀，震惊中外，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要求缉拿凶手，并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亲往主持。宋庆龄到殡仪馆吊唁，当即声明指出这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暗杀。鲁迅先生送殓回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奋笔疾书《悼杨铨》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中央研究院为了纪念杨杏佛，设立了“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1937年7月1日，杨杏佛灵柩安葬于上海永安公墓。1987年9月23日，上海人民为杏佛重建新墓。杏佛不仅是一位爱国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和作家，作品豪放而热情，富于爱国主义激情。著有《杨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和《日记》等。
张海棠
张海棠（1912～2004），樟树市人。1930年，参加工人赤卫队，7月，参加工军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海棠历任战士、班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俱乐部主任、军政治部特派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开展斗争，他历任团政治部副主任、纵队青年团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部管理员、军分区独立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山东费县白关、东都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东北三保本溪尖子山、四保临江、四平、锦州和湖南浏阳、广西灵山北罗丰等战役战斗。解放后，他历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等职。抗美援朝中，他参加了朝鲜云山、三八线狙击、华川万山反击等战役战斗。他注重军队、军民团结和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参与组织指挥了保卫边疆的战斗，为西南边防的稳定做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12月16日在昆明逝世，享年92岁。
杨树根
杨树根（1915～1998），樟树市人。家庭贫苦，9岁时父母双亡，10岁起给地主当长工。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红军师直青年干事、团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师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直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又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山西省委军事部干部、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驻太岳办事处军事部部长、八路军师先遣支队政委、团政委、分区政委等职，指挥所部参加了百团大战，组织军民开展破袭战、麻雀战，粉碎日伪军多次围攻和“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政委、师长等职，先后率部参加了衡水、冀县、高邑、元氏、高唐、濮阳、邓县、襄樊、淮海等战役战斗，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他历任军副政委、政委，中南军区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政委，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校长兼政委，中南军区炮兵副政委、代政委，广州军区炮兵政委，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国务院财贸战线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等职，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人民军队做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9月30日病逝，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