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恕

      刘恕（1032～1078），字道原，高安市人。从小聪慧，熟读史书。8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举座皆惊。13岁时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诏曰，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      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20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其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一时名扬京师。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县）监酒税。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 

      刘恕为人廉洁刚直，很有其父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一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究史籍。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编撰中，挑选“全局副手”，司马光也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所以，同修刘攽等人都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熙宁三年（1070）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书局。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终因病逝世，享年47岁。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写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喜书，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亳州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亳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于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