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恕
刘恕(1032~1078),字道原,高安市人。从小聪慧,熟读史书。8岁时,家有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对,举座皆惊。13岁时他去拜谒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反复诘难,连这位著名的词人也被问住了。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诏曰,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 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了20几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擢他为第一,其文章也被列为高等,一时名扬京师。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始修《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选馆阁英才当助手,刘恕首先入选,迁为著作佐郎,专在史局修书。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凡遇史事纷错难治,则交刘恕。时协助司马光的副主编共有三人,一为刘恕,一为刘攽、一为范祖禹。后司马光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县)监酒税。熙宁末年,刘恕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色,诏他在家修书。
刘恕为人廉洁刚直,很有其父遗风。他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川县令,史书说他“严簿书,束胥吏,抚鳏寡,绳豪猾,纤细曲直,可为后世法”。因此,一时能吏都自以为不如。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当面表示赞成,背后进行诋毁,口是心非。他总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议其得失无所隐”。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之如兄弟;而对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则疾之如仇。他家非常贫困,可他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与“不持一石砚”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称。有一次他从洛阳南归,时令已届初冬,可还没有御寒的衣物。临行之时,司马光送给他几套衣袜和一床旧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辞谢,但司马光执意要送,只好勉强收下,可他下次到颖州时,将司马光所赠全数奉还。
刘恕不仅廉洁奉公,勤于政事,而且博览群书,深究史籍。当时史书非科举所急,学者多不读。独刘恕能笃好史学,并对上下几千年间的史事,不论巨细,了如指掌。司马光对刘恕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晚辈推崇备至,他曾对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在《资治通鉴》编撰中,挑选“全局副手”,司马光也认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所以,同修刘攽等人都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熙宁三年(1070)冬,司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书局。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终因病逝世,享年47岁。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写的序中,他叹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于人、龃龉以没固宜,天何为复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刘恕喜书,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亳州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亳州借阅。宋次道每天设馔款待,以尽主人之谊,他却辞谢说:“此非吾所为而来也,殊废吾事。”于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平时在家读书也总是废寝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顾;夜则卧思古今,或不寐达旦。”到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在借别人的书来参校自己所著之书的是非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