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家狮的形成历史可追溯到宋代,以岳家拳的历史沿革为主。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岳家军游兵散勇分布甚广,特别在江南数省,民间处处掀起了习练岳家拳的热潮,以弘扬岳飞的民族精神,历时千年,经久不衰。丰城明代爱国名将邓子龙,文武兼备,人称有“岳家穆”风度。他幼年师从明嘉靖著名学者、武师罗洪先,相传罗的先祖曾为岳家军旧部,是岳家拳的正宗传人。邓子龙从罗洪先处继承了岳家拳特别是岳长枪的真传,其文才、武学、品行修养无一不效法于岳飞,以致于他的气度、抱负甚至遭遇亦与岳飞极其相似。明万历年间邓率兵大破缅酋万象阵、平定西南边乱后被馋贬归故里。在丰城老家邓家村养老期间,周边各地民众慕名前来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邓子龙因人施教,将本地“字门拳”与岳家“硬门拳”有效地揉合为一体,以充分展示岳家拳的威、雄、险特征,独创了“岳家狮”,并将邓家村冠名为“狮子邓家”,在村前立千斤石狮以铭记。自此,岳家狮在丰城、新建、安义、崇仁、清江等地广为流传。
岳家狮集历代民间艺术为一体,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狮舞由岳家水、火流星开场,先表演岳家枪、岳家锤、岳家拳,后依次表演各种刀刃、棍棒、板凳,表演各尽所长、尽情发挥。狮子由流星引出,在“雪花盖顶”、“流星赶月”、“过背”、“连环手”等流星动作的陪衬下,翩翩起舞,表演“引颈”、“伸懒”、“梳须”、“舔尘”、“拜母”等动作。然后“上席”(上桌)表演“饮水”、“钓鱼”。下席后,便“咆哮”、“滚翻”、“发燥”、“狂舞”、“怒发冲冠”凶狠无比。“卧地”稍息片刻后,再次“梳洗舔尘”,跃上第二席。如此往返,一层层往上加,一次次向上攀,越攀越高,越高越难,越难越险,历不尽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显示出岳家军不畏艰险气吞山河的气魄。雄狮登上最后一层后,带狮人上场,“起桩”,用岳家拳中的“铁板大手”左右将人推开,展开人与雄狮搏斗的激烈情景。带狮人引狮“下山”后,抓住狮头,人狮共舞;雄狮挣脱,冲上“高山”(方桌),带狮人翻越群山(穿桌),再次与狮争斗。最后人狮再次共舞,和睦共处。舞蹈内容以岳飞的《满江红》为基调,将意、念、形、态共冶一炉,将武术、舞美揉为一体,用舞姿展示书法,以武技体现剧情,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艺术玄机。
除其内涵外,岳家狮在道具、制作、音乐等方面也明显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狮衣除背脊上用黑、黄、绿、白四种苎麻制作狮毛以区分狮子种类外,不加任何修饰,显得朴实大度。背脊上突出狮毛,寓意岳母在岳飞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字,岳飞为孝子,后人用以纪念岳母,规定表演者一律不准打赤膊,并有“拜母”专门动作,以示岳家军军纪威严和对岳母的尊重。舞狮前的武术表演,第一是长枪,第二是铜锤,意为“慕师”,缅怀老祖宗。音乐以锣、鼓、钹三件简单打击乐配以“仓才才仓才”,“仓才衣才才仓”,极其简易曲谱,充分显示岳家军的简朴作风和严明的军纪。
“岳家狮”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她除有一般民间艺术项目的功能外,还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能。她是岳飞、邓子龙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历史教材,对发扬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河西地处丰城赣江西岸,有七镇二乡一街办,面积近800平方公里。区域内有142个村(居)委会,824个自然村,7万余户,31万余人。河西地区,文化积存厚重,各种文化并存,特别是“社火”文化更具有特色,成为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社火”是源于人们对菩萨、历朝文臣武将的祭祀而来。从宋代起,各种祭祀活动流传开来,形成丰富多彩的“社火”文化。社火在同田叫“游神”或“社火”,客人谓之“过神”,东家谓之“看神”,上塘称“社火”为“游神”,董家称“社火”为“迎神”,尚庄、泉港称“社火”为“故事”,隍城、湖塘以“社火”称之。关于社火的来源,有以下几种传说。
佛教诸神祭祀 农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母亲摩耶夫人在兰毗尼园的无忧树下生了悉达多(释迦牟尼成佛前的名字)太子,难佗与优波难陀龙王口吐清水为之沐浴。释迦牟尼涅槃后,佛教徒便于每年其诞辰日,按此传说举行沐浴仪式。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中印历法不同,浴佛节有二月初八、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等几种说法。汉代始,浴佛节成为寺院与民间共有的节日,《三国志吴书、笮融传》: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民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区亿计。”浴佛人数之多,规模之宏大,已在民间形成一时风尚。随着历史的变迁,浴佛演变成今日的各地风俗,董家柏树、塘头、老塘、上塘柘里等地均有此俗。
观音菩萨,又作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等,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的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观世音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当人们遇到灾难时,只要念其名号,便前往救度,所以称观世音。传说其诞辰日为农历二月十九,成道日为六月十九,涅槃为九月十九,民间多在此日奉祀,演变成今日“社火”。上塘、董家等地流传。
文臣武将祭祀 人死后化为神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传说关羽死后,头葬河南洛阳,身葬湖北当阳玉泉山,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至宋代,流传其应龙虎山张天师之召,现形御前,降魔伏怪的显灵故事。宋徽宗于崇仁元年(1102)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宣和五年(1123)加封义勇武安王,配祀于武成王姜太公。元天历元年(1328)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初祀为关壮缪公,与岳飞同祀武庙,各地称关岳庙。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封三界太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康熙五年(1666)敕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勒石立碑于今洛阳关林。据传,农历五月十三是旱魃(制造旱灾的怪物)经过的日子,因此祭祀关帝求其显灵,以求驱邪避灾,普降甘霖。清朝时割牲演戏,华灯万盏,鼓声爆响隆重热闹,尚庄、候塘岗等村故事盖来于此。
竹岗魏家魏时应传说。魏时应生于明嘉靖庚申年十月十四日,明万历乙未进士,初授福建建阳知县,累官光禄寺正卿,南京通政司,卒赠南京工部左侍郎。
据传,魏时应冠带在家,朝庭颁旨任为吏部尚书(现竹岗魏家尚存天官第)。由于钦差行来缓慢,在行进途中,魏时应鹤驾归西,成为没有接旨的天官。后人为纪念其于明万历年间从南昌县田湖魏家迁居竹岗魏家之功,于其生日开展祭祀活动,并抬魏时应神像游村,亲朋到此饮酒,成为习俗。
商业帮会传说 清末民初,抚州客商到白富采购马匹,拉动白富人到高安采购马和耕牛。由于马交会场面大,参与人员多,在这些做马生意的人家有客商和亲朋参与交易,东家要安排酒饭招待。久之,在农历8月20日,形成马会集会,亲朋都要来喝酒,形成“社火”习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促进马交会的繁荣。1979年,白富人还请来南昌戏班唱了几天大戏,活跃了市场,集聚了人气,今天的白富人仍然乐此不疲。从正月开始到腊月,一年之内除3、4两个月外,有十个月有“社火”活动,彼停此起,连绵不断。
解放前,“社火”活动隆重而热闹。过“社火”的村庄在当日要进行“游神”活动,村里挑出几十个彪形大汉,家族管事人员,组织出游。在三响号炮声中,鼓乐齐鸣,爆竹喧天,前面旗幡招展,继而神器法器随之,中间壮汉披红挂彩,抬着菩萨健步如飞,背后乐队随之。吹吹打打,热闹非常,肃穆异常。每至一处,摆香案跪拜,爆竹迎送,祈求菩萨保佑。菩萨归庙后,香火供奉。这时,各家各户大摆酒席,尊者上坐,亲朋好友把酒言欢,尽醉而散。
新中国成立后,“社火”活动降温,菩萨不再出游,但到了“游神”时,亲朋好友依然相聚,喝一顿“神酒”。文革时期,破四旧,因而“游神”喝酒被严厉禁止。但仍然有地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吃一顿,既偿口福之欲,又陶然情趣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叶,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吹绿祖国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一些禁锢悄然解扣,过“社火”由地下转为公开,百姓可以堂而皇之地过“社火”了。虽然餐桌菜肴平常,仅六盘二碗或八菜一汤,但客人还是接踵而来,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不论与东家认识与否,只要和朋友同来就行,都会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假如有不速之客,虽然都不认识,但会认为是哪位的朋友而成为座上客。因此,客人是难以计算的,有时,客来多了,好叫主人为难,酒总还是要喝的。虽然,大部分过“社火”的村庄不知道因何种历史原因过“社火”,不知道过“社火”有何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晓得在“社火”前夕准备足够酒菜,以待宾客光临。客人多的人家,要准备3~4天的接客日,提前1~2天或过后1天都有客人相聚,热闹是热闹,人情味也浓,但内容单一,就是喝酒。当然,有些地方也颇具特色,演戏、放电影以丰富群众文娱生活,抑或做活经济收入文章。精明的隍城人就充分利用过“社火”之机,开展物资交流。交易市场的繁荣,更新了农民增收门路的理念,友情商贸两全齐美。
几盘几碗几碟子,寻常百姓消受得起,但随着“社火”活动的升温,上菜质量数量的攀比,烟要好烟,酒要好酒,一场“社火”下来,半年积蓄付之口腹,贫困家庭甚至还要举债,更甭说家庭建设、发展生产了。一些有识之士就思量,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微薄盈余,就这么几天大手大脚用去了。虽说亲情友情得以延伸和谐,可有悖于勤俭持家发展生产的要求,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过二次“社火”,当地群众更不堪重负,因此,轰轰烈烈的“社火”活动骤然降温,同田、上塘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自发地鸣金。曲江、尚庄部分村庄也在2002年相继停过“社火”。
徐稚(97~168),字孺子,丰城市白土隐溪村人。自幼聪慧,9岁时曾月下玩耍,大人问他说,如果月亮里没有东西,是不是更明亮些?徐稚回答说不是,就好象人的眼晴里没有瞳孔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大人都觉得很惊讶。他熟读经书,见识深远,并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时称“南州高士”和“布衣学者”,被人们千秋传颂为“人杰地灵之典范”。在丰城槠山智度寺长期隐居。
相传豫章太守陈蕃,极为敬佩徐孺子的才学,每每与他彻夜畅谈,并特为其专设一榻,去则悬之。于是,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便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不朽名句。东汉延熹二年(159),陈蕃向桓帝推荐徐稚登“三事”,称赞他能“左右大业”,如若启用,必能“增光日月”。但稚不肯。稚并把陈蕃时常赠给他的粮食,全部转送贫苦人家,认为“非自力而不食”。他曾赴江夏拜著名学者黄琼为师,后来黄琼当了大官,徐就与之断交,并多次拒绝黄邀请他去当官。黄琼死后,稚身背干粮徒步到江夏哭祭,后人敬佩道:“邀官不肯出门,奔丧不远千里。”东汉另一位名士郭泰的母亲去世,稚千里往吊,用一把青草,默然置于墓前,不等主人来就走了。郭泰得见后深感道:“《诗经》有言:‘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此乃徐孺子所为。受此重礼,我们何当啊!”
徐稚死后,葬于南昌市进贤门外。南昌市有孺子路、孺子公园、孺子亭。其家乡隐溪及隐溪村就是因他在此隐居不仕而得名。民间有“徐稚救树”的传说。
龙光书院在丰城西南部荣塘境内,即丰城古县治之地,为宋代私办,宋高宗赵构赐名的一所著名书院,收入《中国书院辞典》。由于龙光书院创办时间较早,而且不少名人学士与它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北宋大观元年(1107),陈瑞(字应龙,官至大司寇)迁居荣湖后,首办第一件事是立荣塘义学。明陈廷章《龙光书院事实》曰:“吾祖荣湖应龙公於宋大观丁亥,立书院于古丰县治之上榜,晋令雷孔章(雷焕)掘剑之侧。剑池之名鸣天下,览山水之胜,有志以立义学,以诲乡邑及四方之来学者。捐剑池庙、山寺桥陂上田五百亩以给之,远近无不感动。”这便是龙光书院的前身。靖康二年(1127),金兵灭亡北宋,更是激起了士大夫们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南宋建炎二年(1128),陈瑞之子陈自俯冒着兵戈锋矢,远赴战乱中的山东曲阜,保卫迎取孔子真像而归。陈瑞父子教育救国的义举,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尊敬。绍兴二年(1132)四月,“有司奏闻,承敕额龙光书院。”宋高宗亲赐龙光书院匾额,对他们的重教兴学进行表彰。对于陈氏家族来说可谓莫大荣耀。
乾道三年(1167),书院迎来了大理学家朱熹,朱熹在龙光书院讲学月余,前来听课的有近千人。一年后,朱熹又应丰城人熊世基所请,为龙光书院作《心广堂记》和龙光书院诗,并在记中提出了自己的治学思想,龙光书院从此成为程朱理学中一座重要里程碑。
元时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至时,书院建筑已初具规模。《陈氏家谱》谓:“尔后,俯之子陈嘉请,嘉靖(赠文林郎,上高县令),合力“捐资增构晚晴斋,望光亭于书院之右,以为凭倚眺望之所。”元至大年间,“大元府君陈必强协弟宗强同修书院,构宝气楼於剑池之东。”元进士、国子监学禄陈宗强,“重建讲堂,扩田千亩,以供四方之来学者三百余人瞻学之资。”使“龙光书院自度创立甚丽”,成为一所规模较大的书院。《龙光书院事实》载主要建筑有:“中立正殿、后立六经楼、会膳堂、讲堂、房庑及诸生读书之室四百余间,咸铁有序。”元学士欧阳圭斋(欧阳玄)曾路过丰城,为重书龙光书院、文明堂额匾及作序,一时书院之名扬天下,与庐山白鹿洞书院齐名。元末“龙光四老”朱善、甘惟寅、刘秩、毛同吾也曾会讲其中,切磋学问,先后成为一代宗师。
至元末,“红巾贼肆掠乡村,书院焚毁,吾逃者没者不可胜数。”连孔子像都不能幸免毁于战火。明洪武二年(1369),陈熙诚偕侄且元及良策、良篪等二十六人,捐资重建。越十余年,集数百金,复建六经楼,及心广堂等屋。明天顺年间,举人陈泰利用自己任山东费县教谕的便利,再次到山东曲阜重塑孔子像以归。明嘉靖三年(1524)县令潘颖奉上檄改建书院,将龙光书院移建县城的学宫内。不久江右王门的理学家邹守益来到书院讲学,留下了《龙光书院训勉》等诗作。至万历年间张居正奏毁天下书院,陈氏后人赶紧将书院复移于荣塘,才得以保留。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历年间、道光五年(1800)、咸丰八年(1858)、光绪三十四年(1908)都先后捐资重修,但一直没有恢复到宋元时期的规模。据清咸丰时主讲傅思的叙述,其教学活动维持到清代后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龙光书院受到很大破坏,原有建筑逐渐拆除,现在主要建筑大成殿也濒于坍塌。
龙光书院建筑规模,是丰城历史上所办书院中佼佼者。其建筑风格,具有四合院式布局的特点。院落坐北向南,分前后两进。中轴线上,首为大门、上石匾嵌有“龙光书院”四个黑色字,真字体,长2米,宽0.5米,今仍存;中为大殿,置先师孔子圣像;后为六经楼,藏经书三千余册;之后为仰止堂。院内东西两翼,前有左右庑;中两侧为讲堂,设衣亭、客馆、花台、读书室百间、会膳堂、心广堂(文明堂)等建筑物,均属砖木结构。院内建筑面积达8000平方米。四周红墙环抱。院外附属建筑有山寺、望光亭、剑光祠、晚晴斋、仓廒等。整个院落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其建筑布局严谨规范,造型雅致、奇丽,具有地方特色。此地,古木参天,松柏积翠,环境优美。历代名人讲学于此赋诗感怀,写下许多诗篇,赞美其风景佳色。宋名儒、理学家朱熹讲学月余,赋《龙光书院》诗赞云:“一道荣光带碧山,天风吹雨度云关;树浮空翠名村坞,泉落飞虹泻石湾;赤岭豹栖朝气隐,剑潭龙起夜光寒;咿唔何处经年韵,多在湖东乔木间。”明甘惟寅对此作有“荣塘烟雨”、“塔埠云涛”、“剑池夜月”、“山寺晨钟”、“三汉鱼火”、“长秆稻田”、“荣塘落雁”、“古道鸣驺”八景诗文,表达他对景情感。清甘兴仁至此讲学时作《龙光书院》诗赞道:“龙光海内争传颂,院落巍巍齐鹿洞;紫阳去后几百年,想见风流千古韵。”反映当时书院胜景之一斑。
龙光书院自创办至民国元年(1912)毁书院改学堂,名国立学校,时达八百余年的办学历史。它是县级最高学府培养造就科举人才主要的场所之一,在丰城教育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从宋至清代,多有文人学士、达官名流游学、讲授于此。清陈其璋在《续修族谱序》中云:“吾祖自俯公,相地宜割地创义学、置义田,敦请名儒敷教,四方来学者甚多。”陈自俯其人,首继父志,致力于办学,讲学不倦。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为之所作《龙光书院心广堂记》中写道:“乾道庚寅岁也,为友人荣塘陈自俯请,名其所构龙光书院之堂,熹榜其间曰:心广。”并为书院题书“圣道中天”匾额,慕名求学者集居深造。陈明勖《族谱序》中言:“朱子晦庵留居月余,从学者四百人。”同时随从于此讲学者,有邑人盛温如(淳熙举人,官奉节郎)、刘充(官提刑司干)、于革(淳熙进士,官湖北房州知州)三杰士。明徐即登《重建龙光书院记》言:“在宋时,晦庵失夫子游息颇久,一地相与如于去非(于革)、盛温如,皆称杰士”,讲授龙光书院,“四方来学者胥馆焉,甚盛举也。”元代时,先后陈氏裔孙陈必强、陈本强、陈植(元统元年进士,官上高县尹)“辞官归教,讲学书院,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四方名儒多从之游”;至正十三年(1353)举人陈熙明、官至刑部郎中的陈熙载、钦授兵部赞书陈天祥等先后主教书院。明代时,有陈裔工泰、景泰元年举人官授山东黄兴教谕,晚年辞归,讲学书院,范兆祥《文明堂记》载道:“陈君熙擢甲第科,拜监察御史,官至广东佥事。”先后在院讲学终年。清代时,先后有邑人罗拔(乾隆进士,官汉阳黄陂知县)、敖宗瑚(乾隆举人,官广东镇平知县)、甘兴仁(雍正举人,官甘肃礼县知县)、吕光焕(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赣州府教授)、吕溶(嘉庆进士,官户部郎中)等诸儒士,均辞官家归,讲学龙光书院,为丰邑培育造就大批人才。清杨锡伯缓在《荣塘陈氏族谱序》中有言:“自府公豪举於邑基创院,高宗敕匾降以龙光,而一时人文蔚起。从宋名人杰出,甲第相望。”
丰邑科举及第达官,不少就读此书院,明代尤著。徐即登《书院记》中云:“其弟子最著者若朱学士善(湖塘燕山人),以相出名”,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国初甘布衣惟寅,以文行重乡评;而陈代先若泰,以贤科试;邑博士若昭,以甲第为名御史。"由此可见,龙光书院是丰城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它在丰城历史上发出的光辉永不可磨灭。
玉华山,位于丰城市、樟树市、新干县交界处,周围有升华山、昭明山、千岁丘等12座海拔在千米左右的山峰,远望如玉屏环矗,巍然屹立。尤其玉华山主峰“著棋峰”,俗叫“紫脑顶”,又称“紫玄洞天”,海拔1169.1米,独冠群山,仿佛飘然在九霄云间,巍峨壮观,称为“丰城屋脊”。相传,晋元康二年(292)王凝之、郭璞、浮丘三仙对弈于此。同年二月一日三仙飞升之后,当地人在山顶用条石垒建紫云洞天为一体,塑有王、郭、浮丘三仙牌坊于祠前。祠坊典雅庄重,气势雄伟,即是“紫玄洞”。有史书载:此洞系“王、郭、浮丘三真人驻道、修真、遗灵之所”。并有明代《玉华山道士石室》诗云:“清溪荡灵气,一径上疏烟。中有来真人,真人秀且鬈。”及罗洪先诗云:“游遍名山几洞天,紫玄真是洞天仙。悬崖飞步迹三五,大世含九思万千。”等,描写和赞美紫玄洞奇观盛景。
登临峰顶则有心旷神怡之感,又如明代邹幼亨登玉华峰诗云:“十二峰头步武难,飘然身在九霄间,烟霞之外无他境,宇宙以来有此山,道侣月中骑鹤去,仙翁云里采芝还,岂无方内红尘客,景仰高风亦腼颜。”举目远眺,确实是大江小河腾细浪,群峰绵延走泥丸,山下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尽收眼底,雨后初晴时,雾填山涧云绕脚下,让你有身处瑶池的感觉。山势从东向西倾延,面积8平方公里。
玉华山号称“奇、幽、秀、险”,特别是以千奇百怪、惟妙惟俏的奇石闻名于世,堪称“奇石博物馆”。官印石、月亮石、佛掌峰、鳌头石、鸳鸯床等分布其间,形态各异。月亮石与月下老人的传说,鳌头石与“独台鳌头”的典故,官印石与宦海沉浮的玄机,吸引了许多对爱情与事业执着追求的人们来此游览。,还有“九曲十八间”的岩洞奇迹。玉华山还是一处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千岁丘有“清凉世界”之称,年平均气温只有15℃左右,一年四季气候宜人。1931年前后,17位英、法、德、奥等国的传教士在此营建别墅,至今遗址犹存。玉华山龙涵瀑布群由大小五级瀑布组成,飞珠溅玉的水花从30米高度喷泻而下,气势十分壮观。还有“落雨奇树”红豆杉,明代御史李稠原墓,高山湖泊、高山草甸等景观。自古以来,玉华山就以其道教文化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祀奉王、郭二仙和浮丘公的三仙祠,祀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仙人的紫云洞天宫一直香火鼎盛。玉华山有用花岗岩条石水泥浆砌,供避暑游览者住宿的仙临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偏硅酸较高的天然矿泉水井;沿着千岁湖,有环湖跑马、赛车路;在千岁湖中有湖中湖,房前茶园绿如海,屋后杉松四季青,湖内养鱼鲜肥嫩,湖面鹅鸭结队游。朝看旭日东升早,晚眺霞云落日迟。当你住进仙临宫你会有一种清爽飘逸之感,有如登上蓬莱,住进仙境。从仙临宫左侧朝山顶而上,财神庙、三仙殿、观音阁,依次展现。远观近看,使游者心旷神怡。
玉华山著名景点有:
龙涵瀑布位于玉华山景区西北面。从上岩村穿过竹海到山中盆地港里社山邹家,远远便可听到湍急流水声。只见一条神龙般小溪水百转千回,从峡谷中奔涌而来。溪上游是一组层层叠叠,构成大小2~3米高的小型瀑布群,从山谷溪流斜刺冲出丛林,激起万朵浪花,可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再峰回路转,象一条白练出现在人的眼前。这就是长期隐秘在灵境不为人知的龙涵瀑布。龙涵瀑布共分两叠:下叠大龙涵瀑布,落差近20米;上叠小龙涵瀑布,落差近10米。小瀑布从小潭喷泻而出,形成大瀑布和一泓碧潭。深潭面积200多平方米,象一块翠玉镶嵌在深山之中。
千岁丘原名湖田,人们因这湖田既小又多,就改叫千四丘。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这里安葬了一位丰城筱塘籍名叫李孟的礼部尚书,清正廉明,官声极佳。民间尊称为千岁,故改称为千岁丘。千岁丘海拔987米。远远眺望,中湖、大湖、夹湖、底湖、西安湖、沃汤湖、月形弯湖、包西窝湖、岩脑顶湖、千岁丘湖等十个高原天然湖泊,象点缀在千岁丘上的十颗闪光明珠,在阳光照耀下,泛起金波。这些湖泊总面积近八百亩。千岁丘山顶巨石林立,形态各异。古往今来,留传很多迷人的神话。天公铸造的怪石把人们引到琼楼仙境。戏水鸳鸯,生灵活现。小斗向上,张开大口,接聚天下财宝。金鸡昂首,面向东方,唱出人间奇迹。无数大小不一的岩石俨然像一大群金猪布满山岗。千岁丘风景秀丽,气候凉爽,一致公认为清凉世界。元朝以来既是附近村寨的风水宝地,又是佛道寺庙的圣地。其间分布着大小八处石建筑遗址,都是1931年至1937年间外国传教士们所建别墅群。千岁丘一年四季景色各异。春季里来百花香,桃红柳绿换新装;画眉山鸡齐欢唱,石蛙蟒蛇出洞房。夏季里来清风凉,千岁岩茶飘异香;蛙鸣鱼跃鹅鸭美,成群牛羊遍草场。秋季里来气高爽,采药老人上山岗;满山毛栗来献宝,山姑农妇尽收藏。冬季里来好风光,满山遍野披银装;琼浆玉液迎宾朋,另有梅花报春忙。
官印石传说有个家境贫微、饱读诗书、志向高远的闵姓之士,苦于没有机会为国家施展自己的抱负,后经一长者老道指点拜见此石,终于遇贵人收留。从此这位闵姓之士就崭露头角,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为百姓做了许 多有益之事,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这事在当地民间流传开来,后人把这块 石头称为官印石。今仍有不少游客去参观并亲手触摸官印石,祈求在仕途、 事业、学业上有所长进,一帆风顺。
鸳鸯石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没有月亮星光,大地一 片模糊。千岁丘下一个青年人独自一人到深山沟里捉石蛙,在回家路上,隐 隐约约看见一对青年男女坐在那里抱在一起,很是亲热。他想:都半夜了, 还有人在这孤山野地亲热呢?为了搞个清楚明白,他屏住气息,悄悄蹲下, 只听到男的说:“我钦慕你貌若天仙,聪明贤慧。”女的说:“我也钦慕你 身板结实,忠厚勤劳。”男的又说:“我们要苦心修炼,吸取这千岁丘的精 气,早登天界,求月下老人使那些忠厚、勤劳、聪明、贤慧的男女都能像我 们一样,双双结为夫妇,百年偕老。”听到这里,他壮着胆子走过去凑热 闹,刚一抬脚,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睁眼一看,那对青年男女不见了,只见 一对生灵活现的鸳鸯石。青年人一路上掂量他们的话语,回家后,勤劳干 活,孝顺父母,诚恳待人。不久,十里以外,一位聪明贤慧的女子慕名托人 前来说亲,很快结为夫妇,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月亮石传说有个叫山哥的小伙子,因父母去世欠了“财主鬼”的债,被迫到“财主鬼”家打工。山哥白天种田浇菜,上山砍柴;晚上挑满三只禾桶大水缸的水,还不准打灯照路。山哥每晚挑满三只大缸的水,总得累到鸡啼。这件事让天上的月亮仙子知道。她非常同情山哥的不幸,敬慕他勤劳纯朴、忠孝善良,每当夜幕降临时便变作村姑飘落在山哥前,提着一盏圆圆的月亮灯,为山哥照路,直到快天亮时,二人才依依不舍的分别,渐渐地他俩相爱了。日子一久,月亮仙子变作村姑为三哥打灯的秘密终于被“财主鬼”发现,“财主鬼”请张天师帮“捉妖”,张天师念动符咒,刹时,狂风大作,乱云飞卷,闪电霹雳,搬来如虎似狼的天兵天将绑走了月亮仙子。这时,山哥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心爱村姑原来是月亮仙子,一对恩爱恋人就此被拆散……。后来被张天师劈落的月亮灯变成了一块石头,是三米高二米宽的半圆形弯石,银灿浩白,后人叫它月亮石。每到夜间,月亮石闪闪发光,映亮溪水。那溪水,是月亮仙子思念山哥流的泪水;那会发亮的月亮石,是月亮仙子留在山溪边的灯。
落雨奇树红豆杉 落雨奇树红豆杉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树高三丈多,树冠覆盖面横直二丈余。每逢炎夏之时,天气久晴,树上会落下雾雨,人站立树下,顿觉热消清凉。如果久站,头发衣服都会淋湿。天晴得越久,雾雨下得越大。人们习惯地叫它为落雨树。路过的行人,都要在此分享一刻清凉幸福。
桂山书院位于丰城市区叠彩山麓、定粤寺东,得名于桂山坊。明朝成化十三年(1477),丰城才子杨廉考中江西乡试第一名(解元),官府为此在巷口竖立了一座石牌坊“桂山坊”,以示纪念。后来杨廉考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史》还专门为他立了传。杨廉的父亲、永州知府杨崇是“草庐学派”创始人,吴与弼门人胡九韶的弟子,所以杨廉很早就得到父亲的悉心指导,尤其对理学研究造诣很深。杨廉酷爱讲学,先后主讲南北各大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加上后来居住在桂山坊附近的才子范谦也考中进士,同样当了礼部尚书。又史载明朝阁臣姜曰广,同田乡人,也曾在这里读书,中了进士,授为“编修”。因此,桂山坊更加名声大噪,全国各地前来求学听课的青年才子络绎不绝,桂山书院也由此得名。桂山书院的主办宗旨是以研究与推广传统文化、开展学术交流为目的,在历史上对传播儒家思想、研究传统文化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在桂山书院大门口贴有一副对联,曰:“理本精深,看阶前双水合流,寻到源头方悟彻;学无止境,想宇后孤峰独秀,登来巅顶莫辞劳。”并有古人遥题桂山书院诗一首。诗云:“何独龙光射斗牛,桂山翰墨照崇楼。神飞笔落三千阙,性逸茶消六百愁。李杜重开新气象,辞章得继旧风流。南天万里应须见,旗鼓殷殷渤海头。”
现存的桂山书院整体建筑是清代中期建造的,占地2500平方米,共分为三组建筑组群,均为楼板结构。但是,第二组“珠履盈门”的第一进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其他的建筑群保存完好。现今正在使用作为书院用途的是第三组“木犀香处”,一方天井、一条前廊、一个大厅、三间厢房,后面有个小小的后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书院地处闹市,却是“桂移月影浮香远,山蕴龙光射斗雄”,显得格外幽静深邃。门首的古匾“木犀香处”与书院内棵棵丹桂相映成趣(木犀是桂花的学名);而第二组门首的古匾“珠履盈门”仿佛暗示到书院交流、沟通的友朋之多。
现在到书院讲学聚会的专家学者仍不少,如最近慕名到书院讲学访问的有马来西亚学者林佳发先生、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雷树田教授、著名青年诗人辽宁王震宇先生等,还有省内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相继被聘请为书院客座教授。据书院现任山长剑川介绍,书院为了继承与发扬地方历史文化,已邀请了本市的文学艺术团体驻院开展活动。如剑江印社和邓子龙与明代军事文化研究会在书院成立;龙泉诗社在书院每月一次定期举行诗词交流;书院还承办了“首届丰樟高三市诗书画联谊会”;协助市纪委举办“廉政书法展”;协助市书协举办“临川丰城书法联展”均取得良好效果。另外,一些画展和摄影展也在筹划当中,网上“桂山书院”也已在剑邑论坛开通。这些活动的开展,将大大推动与促进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交流。现在,书院的研究范围已发展到剑文化、地方文化名人、藏书、楹联、谱牒、方志与野史笔记、古村古建筑研究等领域,将大大拓宽与丰富书院的课题范围。
现代的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需要传统文化对我们进行反哺。这有助于人们在悠久的历史中汲取精髓,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陶冶情操。而桂山书院,正是这样一座传播传统文化,为剑邑130万人们精心反哺的精神家园。
罗山位于丰城市、崇仁、乐安三县(市)交界地,崇山峻岭,绵延数百里,总面积88平方公里,主峰老仙峰,海拔962米。其巅有池,故又名池山。顶形如佛首,首下峰身渐大,宛如坐身罗汉,端坐于云间。晋代,南昌郡罗文通,朝廷几次重聘做官,他婉辞不赴任,寻道二百里,隐居池山修道,广收弟子传授道经,深得弟子们爱戴、尊崇。罗文通病逝后,弟子们为纪念师长,立祠祭祀,曰罗文通祠,后改名为云霄观,并取他的姓氏为山名,更名为罗山。
罗山四季皆美。春天杜鹃、山芍盛开,百鸟齐鸣。夏天凉风习习,峰威风急,更有山涧清泉令人凉爽适意,秋天登高望远,到处秀色堪餐,秋峰青云青青一色,冬天银妆素裹,树挂晶莹,南区北景,异景奇观。
罗山主峰建有古庙三殿,即“大罗山谌母殿”、“观音殿”、“许真君殿”,其主神为谌母元君。建筑古风浓厚、雄伟壮观,传说观音是谌母之客,许旌阳是谌母之徒。这里还有一个民间传说:谌母元君是一位侯国国王(地域,今闽赣苏)之孙女,貌赛西施,生性刚直,且好善见义勇为,素怀定国安邦之志。当时罗山有匪徒千余人,为害不浅,杀人甚多,抢夺民间美女,强行奸污,掠夺当地财物粮食,不计其数。害得远近百里之民,难以安宁。国王闻知,遂派兵将剿之。谁知匪区沿途设有陷井寸步难行,又兼匪首武艺不凡,反将官兵全军覆没。元君闻之,自告奋勇,愿为国雪耻,为民除害,国王允许,元君遂率兵复征,元君不但武艺精通而且谋略过人,经三年苦战,终于征服匪徒获其元首,焚其巢穴,奏凯回朝。国王嘉奖其功勋,爱如掌珠,欲择良婿。元君不从,潜深宫吃斋把素专研道家经典及古籍经书,曾在王母娘娘名下学道,经名师指点悟道甚深,知玄机识妙理,参禅成道。娘娘赐斩妖剑一柄,并嘱以后传给许逊。灭匪后未及三载,谁知灾难重生,此山又出现杉妖为祸,能变人形,吃人害人,迷奸淑女,闹得人心惶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元君闻询,愤然继往,选带数十精武女士,经数月苦战,无法取胜,后请慈航道人及许仙真人之助,三人戳力同心,终将杉妖降服后,元君不回王宫,便在罗山修道,以草药为民治病,药救千万不治之症,后人感其恩,遂立庙以资纪念。在“大罗山谌母殿”后有三大石壁,状如狮头,名为护法三狮,更有殿前群峰罗列,仿佛诸佛盘坐而听法。左有天生清泉,婉延抱流至殿前,颂谓救苦仙水,人愈多,水愈大,尽其所用,虽大旱之年亦不涸其源。
右有翠竹千根,名谓施法旌竹,登峰俯视,数十里之水库,如一小碗;条条水渠,犹如银线;更有夜景,诸城灯光闪闪,天空星光灿灿,星灯一色,天堂人间难辨,何其美哉!如立殿前平视,万峰云烟里,白云层层峰妩媚,如西施之舞,似仙女之飘;又风吹白云飞,犹如万山在驰奔,何其壮哉!
下至土地庙,仰观环山皆绿茶,即云雾茶,一派绿色葱茏。物华天色,如凤添羽,如龙点睛,其秀之极,可以与庐山媲美。山高风大绿波绿浪叠叠千层,其优雅之极,实为罗山一大景观。云雾茶,是江西八大名茶之一,其香味可口,气质沁人心脾,品之津津有味,质敌龙井雀古,名闻中外。
罗山周围有群峰环抱,有三迭百丈瀑布,九曲涧和山岩水帘香炉水,长年不谒。山西南有一天然岩石,直伸山外,称“秀谷飞岩”,顶平面积10余平方米。另有雷公台、仙人厨、婆孙峰“欧石岩”、“仙人洞”洞等景。在南部山腰建有“青云寺”,神龛上塑有谌母娘娘圣像。罗山还拥有丰富的名优土特产品,其中罗山的茶叶、生姜、豆腐乳被称为“罗山三宝”而驰名中外。罗山不仅峻峭雄伟,自然风光秀美,而且文化底蕴浓厚,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山”。先说说文人墨客对罗山的颂扬和达官显贵对罗山的崇拜。“罗山南境峙,形胜跨吉抚”(清代赖晋诗),罗山主峰老仙峰海拨近千米,只要空气清新、能见度好,“在丰城市区就可以见到“罗峰飞翠落帘幌”(明代李裕诗)的景色。在丰城历代方志、文人别集和各村族谱的艺文中,大都少不了写到罗山。如同治《丰城县志》记载罗山“高二十七里,周回百九十里,跨抚、洪、吉三州境,端秀丽,自省谯望之如初出芙蓉,亭亭江水”。宋代礼部尚书徐经孙(秀市潘桥角陂人)的《矩山存稿》中的《觉溪八景》,就有一首《罗阜朝云》;城内《丘氏族谱》中的《湖东沙湖八景》,就有一首《罗岫晴云》。罗山还有秀谷飞岩、摄秀台、蓑衣挂壁、水帘香炉等风景,历来是文人墨客题咏的对象,如唐代曹邺、宋代吴曾和陶弼、元代虞集、明代陆应箕和李绍春、清代袁守定、民国傅调梅等人均有赞美罗山诗作。明代嘉靖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李遂,号克斋,因喜罗山之壮美,遂改号罗山。李遂之子李材也因其父号罗山,为此号“见罗”,人称“见罗先生”。罗山,已成为当地人心中的“泰山”。
另外,罗山还充满着道教文化。他的得名也是来源于一位得道高人、晋朝隐士罗文通。旧志云:“罗山距县五十里,原名池山,其巅有池,冬夏不竭。晋罗文通学道于此,因改名罗山”。
罗文通生活在世局动荡的东晋末年,他读书好学而洁身自好,屡拒朝廷的征辟和王敦等割据势力的拉拢,受到了当时“清流”的普遍赞誉,后人称赞他“以饱德为膏梁,以令闻为文绣;知有道义而不知有天下,知有学问而不知有功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易”(唐代魏少游《晋征君罗山隐居铭》)。早在南北朝的陈朝(558~589)时,豫章太守黄仲昭整修了罗文通墓,唐开元年间(719~740),都督吴兢旌表罗文通所居之乡为“诏贤”。到唐大历五年(770),江南西道观察使李泌(722~789)为罗文通书舍遗址题写了“罗山”二字,并请魏少游写了一篇《晋征君罗山隐居铭》刻石于左,于是池山正式改名罗山。又将云霄观改为罗山书院,亲题书院匾额,把学舍修缮—新,并宋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宋高宗下诏封罗文通为“大罗悟道真君”,以表彰他“穷欲无求,廉退自守;隐居学道,著一十四篇之书;力学训徒,感从学八百之众。”罗山道院也是沾溉天恩,殿宇一新,罗山也算是一座曾经得到皇帝垂青并加封的“圣山”。
雷焕(265~334),字孔章,丰城秀市雷坊村人。为丰城市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令。据《晋书·张华传》说:晋初,东吴未灭之前,斗牛二宿之间常出现紫气,道术之士都以为吴国强盛,不能图之,唯独中书令张华不以为然。待吴国平定之后,紫气更明。张华邀请正在京城精通天象的博学之士雷焕共登楼观看。雷焕告诉他“乃宝剑之精气,上彻于天,宝剑在豫章郡丰城县。”张华听说大喜。晋永平元年,张华上奏委雷焕为“紫气”所在地——豫章丰城县令,并寻找宝剑,将“剑气”去掉。
雷焕上任后,以施仁政、废霸道,行宽厚的恩德感化民众,用谦和的态度对待百姓和以廉洁的作风平抚民怨,民间有“父母神明”之颂。后派人在县城(今荣塘镇中学操场旁)挖监狱地基入地4丈多时,得一石匣,光气非凡,里装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此乃春秋战国时代剑匠名师干将莫邪夫妇所造,宝剑又称“干将”、“莫邪”。双剑完整无损,色泽光亮,锋利无比。当晚,“紫气”消失。雷焕用南昌西山北岩下的土擦拭宝剑,光芒四射;又将宝剑放置盛满水的大盆上,则光芒炫目。于是命人将龙泉剑送给张华,自己留下太阿剑佩带。永康元年(300),张华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司马伦所害,所佩雄剑“龙泉”在襄城遗失。雷焕在元康九年(299)弃官隐居始丰山仙人观,临终传雌剑“太阿”于长子雷华。
后雷华去福建上任,剑失落延溪水中。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写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即说于此。今有瞻星台、剑池、剑匣亭等遗址在。
丰城冻米糖为丰城市优秀传统产品,俗称“江南小切”,以其“洁白如雪、香脆酥甜、落口消融”的独特风味闻名天下。据《丰城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丰城开始制作冻米糖,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民族英雄邓子龙(1531~1598)曾令部下将士,把糯米饭晾干,炒成爆米花,以糖粘拌,切成小块,取名“小切”,又叫“米花糖”,以备行军打仗作干粮食用。这种口味好且便于携带的食品伴随邓子龙率领江西客兵转战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及朝鲜等地。以后每逢中秋佳节,丰城农村家家户户制作小切,以示祭奠明代爱国将领邓子龙。此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代,始渐演化为待客解茶、馈赠亲友之用。1756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经丰城,品尝小切后称赞其“脆酥香甜”。此后小切便成为皇室贡品,并蜚声全国,驰名东南亚,成为久负盛名的江西地方特产,享有江西“四大名点”之一的美称。后来,小切制作逐渐成为丰城一个独特的产业,至解放前,在丰城城区内就有几十户专业制作“小切”的作坊。民国时期,丰城冻米糖就远销到长沙、武汉、上海、香港,甚至南洋一带,还出现了“天一斋”、“和平”、“和昌”等远近闻名的老字号。1949年2月14日的《民国日报》对丰城冻米糖作了专题介绍:“丰城冻米糖自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市,到次年二、三月为止,一直行销本省及沪港一带,是茶会中的应时细点,又是旧历年间拜年送礼的佳品”。1965年,丰城冻米糖被江西省商业厅命名为“江西名产”,1980年和1984年先后荣获江西省经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1985年荣获国家轻工业部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
丰城冻米糖迄今一直是丰城市民居家旅行和待客的主要副食品,其外观平整,精白晶亮,吃起来松脆爽口,落口消融,无渣无屑,回味无穷,具有香、甜、酥、脆的特点,这与丰城冻米糖选料讲究、工艺精细密切相关。民间流传“新淦(今新干县)糯谷米,龙泉(今遂川县)清茶油;江苏桂花香,台湾麦芽糖”,而丰城冻米糖所用的主原材料就是新干糯米、江苏桂花、遂川茶油和台湾麦芽糖。同时,丰城冻米糖制作工艺十分精细,工序有20余道,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步骤:精选糯米淘洗,煮成饭,用水冷却后晒制冻米;将茶油加热至适当温度后,倒入冻米炸成爆米;熔化麦芽糖,待稠稀适中后倒入爆米拌粘,加入桂花和红、绿柚丝等佐料后捞起倒入木框;碾压糖米花,松紧适度,切制;冷却后包装。
丰城冻米糖生产模式:一是民间各家各户的小作坊,二是个体企业食品加工厂,三是政府组织、扶持的专门从事名优土特产品加工生产的股份制龙头企业,其产品参加全国展销活动,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2010年6月,经江西省政府批准,丰城冻米糖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季友(714~799),名徵,自号云峰居士,少年随父自河南洛阳迁居丰城白土镇,其父原为丹阳太守,后家道衰落,其妻出走卖履为生。王季友少时聪明,博览群书,善作诗文,并与同代诗人杜甫、李白等交情深厚。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中进士第一。
江西观察史李勉,对王季友非常敬重。向朝廷推荐任用,授为监察御史。他为官清廉自守,满怀治国安民的抱负,向唐玄宗提出《救世之政十条》、《君国重务九章》,未被采纳,季友于是辞官归乡,在株山龙泽坑智度寺教书。杜甫得知写《可叹》一诗,替他惋惜。唐诗人岑参也写了《潼关使院怀王季友》:“王生今才子,时辈咸所仰”。
天宝十四年(755)四月,经左拾遗杜甫、左补阙岑参和礼部尚书崔灏的大力推荐,朝廷下诏又起用王季友,他先后担任陕西华阴县郡,虢州录事参军,后来在江西观察使李勉幕中任洪州司仪,最后入朝任太子司仪及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等职。85岁病故,葬于株山北麓龙泽坑,赠封为“豫章伯”。在丰城白土镇尚有季友路。
著作有《王季友集》、《龙泽遗稿》、《四书要注》、《六经通》等。附:杜甫为王季友写的《可叹》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
白马寨古村位于丰城市南15公里的张巷镇境内,紧邻丰(城)抚(州)公路旁边,素有“石雕书法博览园”之誉,2003年7月江西省政府批准为省历史文化名村。
白马寨,建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现有人口2000余人,主要以杨姓为主,系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吉水人)的后裔。据《上点杨氏族谱》所载:西晋之时,天空斗牛之间常现紫气于丰城东南方向,有次三位神人乘白马到此游览,乡人曰:“怪哉!吾地当兴,故遣神人以发其兆,白马之瑞为千里之驹。”因而在塔岭山建造祠以祀之,取名《白马庙》(现塔岭山仍留有古庙遗址),此山又名白马山。又一民间口传:昔日三眼神人——《封神榜》二朗神杨戬曾骑白马到过村东首鸡公(脑)山,又名凤凰山,古时扎过营寨的跑马场,顿时马奔戟飞,但见银光万道,白马嘶鸣,瑞气袅袅,笼罩整个山头,忽而一朵五彩祥云,飘浮在村上空中,久久不散,故后人便将这个村子叫白马寨。然而,白马寨还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明末时这里出了个颇受崇祯皇帝宠信的风水大师杨应祥,杨应祥按中国的风水理念对这里进行了总体规划,并预言如果该村照图兴建,日后定当兴旺发达,当规划图呈给崇祯御览时,得到崇祯皇帝的御笔钦点,因而该村又叫“上点”。
白马寨有明清建筑125幢,巷道64条,石雕匾额122块,整个建筑布局规整、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是江南保存最为完整、最具文化内涵的古建筑群落,其间的石雕与木刻艺术,可谓是精彩纷呈、大放异彩。
不过,白马寨真正的思想与艺术宝库,还应归属于“六大文化”(即风水文化、宗教文化、商帮文化、民俗文化、军事文化和匾额文化),其所涉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在其它古村颇难一见。
风水文化。从总体上来看,白马寨古民居的建筑布局是别出心裁、非常巧妙的。这个村子大到巷道设置、小到宅地规划,都是依据八卦图有序演变而成的,全村巷道总数为六十四条,暗合八卦图中六十四卦象,巷道布置迂回曲折,陌生人初入其中很难辨别方向。如果我们走遍白马寨的巷道,便会发现这里居然没有一条是直的,而且很多宅门都是斜的,形成“歪门斜道”的奇特现象。其实这种独到的构思,与厦门大学门前的风水造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所有房屋都呈东西向,设计者考虑到通风、采光的需要以及“风水”理论,多在南北向开设侧门,这种另类的住宅座向和大门朝向,其设计意蕴,即是表达了这些商界精英企盼“东成西就、南通北达、四方进财”之意。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在每所房宅的门梁下方都有一个独特的八卦图,据说这些八卦图都对应了宅主的生辰八字,其目的是避邪与祈福,以保护宅主及其家人平安吉祥、兴旺发达。白马寨有七口古井,它是按照天上的北斗七星的方位分布的,其中最神奇的一口叫做“香泉井”,井水甘甜清澈,温冷变化有序,这口井的神奇之处,即是每当井水散发出翰墨之香时,村里必定会出人才。崇祯十一年井中冒出缕缕墨香,杨应祥便于当年被封为尚宝司卿;清光绪十二年,古井又飘出清香,这一年杨祖兰考取进士。大量的事实让村民觉察到一个规律,大凡喝这口井水长大的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往往要高于喝其它井水的人,其中奥秘何在,至今也没人说得清楚。
宗教文化。距白马寨的西北面的数百米处,有一建于清代前期的宗教建筑群,村民多称之为“北屏禅林”,有的亦称“北屏庵”,它共由佛教的北屏庵、道教的万寿宫、民间的天符庙和供奉地方保护神傅祁的傅爷庙组合而成。这个集庵、庙、宫为一体的建筑群落,展现出各种宗教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场景,说明当地村民宗教思想的开放性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此处香火旺盛远胜从前,业已成为当地及附近民众朝拜祭祀的宗教胜地。北屏禅林建筑群内,还有一棵千年古樟,古樟下面的树洞大的惊人,有人曾做过实验,这里足足能站55个人。
商帮文化。白马寨的好风水,带给了白马寨人好财运。在清代的江西商帮中,“白马商帮”可以算得上是一支劲旅,当时经商之人只要说起“白马商帮”往往肃然起敬,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马寨人的勇气。白马寨商人凭着他们的自信和坚韧,往往赤手空拳出去却能事业有成归来,白马寨人有句流传至今且不无自豪的顺口溜,说是“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白马寨那一条条用麻石铺就的巷道,至今仍然可见当年满载而归的白马商帮其独轮车队碾出的道道沟痕;二是白马寨人的精明。因为白马寨商人经营的并非一般的南杂百货,而是钱庄和当铺,他们将“主战场”设在湖南常德等地,久经商战之士大都明白,经营钱庄和当铺这是一种高风险的买卖,除非经营者果真精明老到,否则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血本无归。面对民风强悍的湖南人,白马寨商人却于此道游刃有余、稳操胜券,不仅以此发家致富,还一度垄断了所在地的经济命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气势不凡的白马寨,便是他们当年驰骋商场且获利颇丰的最好见证。
民俗文化。丰城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道是“铁炉头的米,白马寨的女。”说的是在古代丰城人的心目中,有两件事是很值得看重的:一样是由“铁炉头”(今铁路镇)出产的大米,另一样就是在白马寨生长的少女。铁炉头这个地方由于地处丘陵地区,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之别处农民只耘禾两遍,而这里的农民却是耘禾三遍,谷壳特别薄,所以出产的大米格外的好吃;而白马寨的商贾之家,其闺阁小姐远离农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终日不是学文化就是练刺绣,所以皮肤白、体貌好、素质高。因此丰城人普遍认为“铁炉头的米”与“白马寨的女”均属上品,能吃到这样的米,娶到这样的女,方才不枉此生。
白马寨的民俗文化还有一个反传统之处,就是这个村的妇女家庭地位相对较高,这与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情况截然相反。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白马寨成年男子长年在外经商,家中但凡建造房屋、购置田产、教育子女、交往应酬等重要事项,往往都要由妇女主持打理,而长年在外的丈夫对待身负重任的贤妻也自觉有愧,有些事也会谦让着妻子,久而久之,白马寨的妇女也就习惯了当家理事。所以在这个村子,妇女的家庭地位高于男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军事文化。白马寨地处丰城南面,从地理位置来看,古代的白马寨处于南昌、抚州、临江、瑞州四府的中心,当通衢,扼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军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古代常有军队在此“安营扎寨”。外人常常纳闷该村为什么不叫“白马村”而叫“白马寨”,其实看似有违常理的命名,正是源于此因。
清咸丰六年(1859)六月,太平军石达开所部的广西天地会“卢包营”,在白马寨及其西面的“凉伞把”一带与清军恶战,并占领了白马寨;同月二十八日和同年除夕,他们又由此奔袭县城;咸丰八年正月,清军总兵李定泰调集大量兵力与太平军会战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清军鲍超部与太平军再战于白马寨。
1942年6月6日,国民党军暂编第六师与日军在白马寨激战;7月8日,国民党军第58军军长孙渡与新编第11师师长鲁道源,率滇军在白马寨与桥东一线大败日军。此一役,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赣东大会战的对日作战,而且使得日军再也无力“窜扰”丰城。浏览村巷、观赏古宅,至今仍存的弹孔、弹坑等战斗遗迹,似乎仍在向人们述说当年中华儿女的抗日壮举。此外,在抗战时期,薛明(贺龙妻)、叶群(林彪妻)等人曾在此开办丰城县妇女运动讲习班,为丰城妇女点燃了御辱自强的火种。
匾额文化。白马寨各座宅第门头的石质匾额,其镌刻书法艺术更是炉火纯青、颇堪玩味,这里面不仅有运笔工整的颜体与柳体、欧体与魏体、楷书与隶书,还有走笔流畅的行书与草书,甚至还能邂逅难得一见的钟鼎文,凝神观赏,往往让人驻足不前。
白马寨的石刻匾额,不仅具有精美的书法艺术和精湛的镌刻技巧,而且还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思想价值,通观这些匾额,无疑就像是翻阅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从其内容来看,大都出自《四书》、《五经》、《尚书》等;从其意蕴来看,多属彰显门第(比如:进士第、科甲第、司马第、世联科甲、父子符卿坊等)、期盼祝愿(比如:星聚庚垣、秀毓金精、青阳毓秀等)、祈吉求福(比如:祥辉联璧、润挹香泉等)、颂祖褒先(比如:诒谋大启、清辉远播、兰陔启瑞、旭景延厘等)、勉励劝诫(比如:惟怀永图、施于有政、底法祗承、静观物表、知若勤哉、慎其独也等),有的则是说明郡望来历和学问传承(比如:派分晋阳、伊洛传薪等),这些字义俱佳的匾额,构成了白马寨古民居文化的一大特色,认真解读,能给人以有益的文化滋养。
白马寨还有种出名的动物,那就是狗,传说曾有位仙女带玉犬下凡,看到人间美景便动了凡心留在了这里,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才辈出,为了留住这吉祥的征兆,从此白马寨家家都养狗,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精明的白马寨人也把这看家护院,祈祷幸福的狗也搬上了餐桌,不但用狗肉烹出四季皆宜的菜肴,五脏六腑也上了桌,炖炸烧炒烩,各种都有,所以到了白马寨也是一定要品尝这里的狗肉。
厚板塘古村,位于距丰城市区东北约25公里的筱塘乡境内,占地面积约15.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216平方米。全村除外地婚嫁过来的女子外,全姓涂。现有古屋建筑30多栋,房屋全由南往北纵向排列,多数为清代中晚期建筑。建筑主要特点是:规模宏大,巷道平整,砖墙坚固,木雕精美绝伦,花鸟虫鱼,宫殿舟车及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以及古村与周围环境的完美结合,都堪称中国古建筑艺术与风水思想高度统一的典范,为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2003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
厚板塘古村历史悠久,始建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兴盛于清朝中期。厚板塘古村的繁荣和兴盛,应是始于涂氏十二世祖涂士良。清嘉庆年间,涂士良带着两个儿子背井离乡,前往湖南衡阳经商,最初是经营一家小裁缝店,因他为人诚信,手艺精湛,生意不断发展壮大,其后他以“涂近仁堂”为商号,逐步开办成衣、布匹、当铺、钱庄等业务。由于涂氏心地善良、仗义疏财,使他在经商过程中遇到两个贵人,商号的生意从此蒸蒸日上。一个是衡阳籍兵部侍郎、湖北巡抚杨键,另一个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彭玉麟。两人在怀才不遇、处境艰难时,涂均给予慷慨资助,后来两人相继发迹并官运亨通,成为涂士良事业的坚强后盾。彭玉麟在官拜兵部尚书后,他知恩图报,保荐涂为二品“通奉大夫”。由于官商两途均称心如意,涂氏家族的事业如日中天。涂士良飞黄腾达之后,便到老家大规模地购地建房,板塘因此才有今天的气派和名气。
厚板塘自然风光优美。厚板塘处在大片的平整农田之中,远见青山蜿蜒,好似画屏南起;近有秀水环绕,恰如玉带缠腰。这样的风水布局,寓有“锦绣在前”和“腰缠万贯”之意。村前水面广阔的荷花塘,因形状似月亮,又称月塘。夏季水面上荷叶田田,莲蓬柄柄,若清风徐来,阵阵荷香扑鼻飘来;水中则见鱼儿嬉戏,远有白鹭在田间觅食,众生和谐相处,好一派清新自在的田园风光。村旁白塔亭亭玉立,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厚板塘整个村庄坐北朝南,“涂近仁堂”建筑群由西至东,依次设有“进士第”、“侯祚东绵”、“丛桂流芳”、“大夫第”、“通奉第”、“文林第”六个巷门,每条巷子都是用麻石条铺砌而成。从“丛桂流芳”巷子以东,则是该村三大核心建筑组群,它们从前至后,主体建筑都是六进,呈前低后高之势。涂士良大家族的宅第位于村子的东南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显示出该主人的地位。在这个建筑群落的北面和西面,则是该村的其它民居。在村口人们可见各巷口的阶梯都是九级,这个细节的设定体现了古代营造大师和住宅主人的良苦用心。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抬高地基约1.7米,平时可使地面保持干爽,汛期还能有效地防患水灾。而从人文的角度来看,更是大有讲究:其一,“九”为最大的阳数,人们从第一级上至第九级,寓有“从小到大”、“步步高升”之意,台阶的这种设计意图,寄托了涂氏长辈对其后人的期盼,希望经商者能够“从小到大”,从政者能够“步步高升”;其二,又因“九”“久”谐音,这里面自然也暗蕴了对于“家运长久”的祝福。
厚板塘的典型建筑,无论从建筑艺术上还是历史文化上来讲,“大夫第”都要算首屈一指。进入“大夫第”的大门,第一进是个露天小院,两边分别是马房和轿房,为落轿和栓马之地;第二进的空间较小,为马夫、轿夫稍事休息候命之地,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地位低微的人没有吩咐是不能踏进厅堂的;第三进为大客厅,其空间开阔、结构精巧勾心斗角、工艺精美雕梁画栋。天井中间有口“太平缸”,此缸平时养鱼,若遇火灾就起到蓄水灭火的作用。古宅有完整的下水道体系,在每座天井的
南侧都有一个深约两米的井式下水沉淀池,上覆石头盖板,生活污水和雨水流入其中沉淀和净化,然后经下水道流入古宅前的水塘,据说沉淀池里面以前养了乌龟,用以疏通淤泥,以免堵塞下水道,由于设计合理,古宅的下水道虽然历经百年也不曾堵塞;第三进的建筑艺术格外精巧,每进的顶梁上都雕有牡丹花,寓意“花开富贵”。门板、门框和窗户上,除了透雕着家庭用具、用品外,还刻有各种吉祥动植物,以取“年年有余”、“五福临门”、“五福迎宾”、“二龙戏珠”、“抬头望月”、“四季常青”、“龙凤呈祥”、“瑞气盈庭”之意,这种透空雕刻,事实上兼具美化、祈福、通风、透光的四重作用,而内天井采用的是典型的四水归堂形式,反映了古代民居“汇水聚财”之意。说起第三进的建筑布局,除了人们可以看到的主房两间和书房两间之外,还隐藏了两扇不起眼的小门,门板上面雕有凤凰。如果推门进去看看,就会发现呈双层结构且能采光透气的便是涂家的“闺秀楼”,这里既是小姐的起居室,也是小姐的绣花楼。闺房中所陈列的花床也是暗藏玄机,与床连体的柜子竟是个很大的储藏间,是小姐用来存放被子和衣物的地方。丫鬟则居住在两边的偏房,以便随时听候主人吩咐;第四进为主人房,其工艺精湛之处也是不一而足;第五进为祖宗堂,中间以太师壁隔断,只有做红白喜事或过年才会打开;第六进为家中最长者的住所,因其辈分最高,故住所亦取最高层级。如果中堂门全开时,人们从外往里看,就会发现这些宅第一进比一进高,又因从下至上主体建筑共有六进,而“六”寓“顺利”之意,所以此处表达了宅主希望子孙“顺利上进”的殷切期盼。倘若站在第六进向前远望,则可看到大门外的荷塘景色和村前的田野风光了,由于视线开阔,这又暗喻着“前途宽广”。古宅的建筑布局和雕刻构思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建筑的通风、采光、防火、排污等,全都匠心独运、构想周全,如果细心鉴赏,人们可以受到很多的启迪。
“大夫第”出来,隔着一条古韵浓郁的石板小巷即是“通奉第”建筑群。这个房宅的使用功能与“大夫第”大致相仿,只有三处不同:一是第一进为封闭式,二是开间更宽,三是两侧附设了厨房。在“通奉第”里摆有46个汉白玉衔环兽石墩,这些原为太平天国王府之物,都是彭玉麟镇压太平天国后转赠给涂家的。并且这里的门都是用汉白玉镶嵌的,寓意做人做官都要清清白白;这里雕刻的“三羊开泰”和“喜上眉梢”等图案,蕴涵吉祥之意;而所雕刻的“萧何月夜追韩信”的历史故事,则是寄托了对涂家子孙能被朝廷赏识重用的期盼。
建于“通奉第”两侧的厨房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共有四组八个连体灶,由于古时做饭菜主要是靠烧柴火,为了综合解决通风、采光、卫生、消防等问题,所以在此设计了多个天井;厨房门上的五道锁,则显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防盗技术;再者其锁的技术度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是一流的,不知道奥妙无法解开。
“三妙流芳”建筑群。这里主要是长工和下人的住所,而在比较僻静的地方有座“凝秀轩”,是涂家所设私塾,轩名“凝秀”,意即秀气凝聚之所,也就是汇集英才而教之的地方,在其后的历史上,涂氏后裔均在此接受教育,直至1924年改成“育人小学”。但在建筑群中雕刻有“三妙流芳”四个字的大门,却有悖朝南开门的习俗,竟然朝东,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深意的:一是因为涂氏兄弟的官衔皆为捐募所得,而非科考录取,算不得正途出身的官府之第;二是门朝东开,意思是希望后人能乘东来之“紫气”,通过科
举正途而做官;门楼上面雕刻的“鲤鱼跳龙门”图案,则是希望能有后人出类拔萃,高中状元。出了“三妙流芳”门楼,可见位于村庄东南的“逊守公祠”,之所以使它超出其它建筑物,意在突出开基世祖涂逊孚、涂守孚两兄弟的地位。在“三妙流芳”门前不远,迎面可见
甘棠港,这里建有涂氏家族的私家码头。当年在建设这幢大型宅第时,考虑到需要外购数量巨大、品级较高的木材和石材,为了便利采购和运输,所以涂家特花巨资,开凿了一条专用水道接通丰水河,以便经此直通赣江。此项工程涉及到购买土地、开挖水渠和修建码头等巨额开支,由此亦可窥见涂家当时财力之一斑了。如果人们把视线移向更远处,则在码头以外可见由彭玉麟为之设计的“七星阵”,即是在水中分别设有七个拦船墩,中间是个月亮形的水塘,如果外面有船擅闯进来,没有村里熟知情况者的指引就很难出去。这样的独特设计,对于财名大盛的涂家来说,无疑具有很好的防护功能。
厚板塘古村,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发达历史,承载了明清时代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堪舆理论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厚板堂古村,人们既可以得到建筑美学的熏陶,又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洗礼。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营造艺术,可以使人们得到一次近距离的考察和认知机会。
洪州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于丰城市曲江、同田等6个乡镇的10个行政村,共计37处76个窑址,面积约40平方公里。此外,遗址内还发现有隋代至唐代的依山坡以砖或砖坯砌筑的龙窑遗迹。洪州窑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内容,对于研究唐代名窑的烧造历史、制瓷工艺,尤其是进一步探讨匣钵装烧、玲珑瓷和芝口瓷等烧造工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主窑场遗址现建有保护及展示设施,可以接待到访游客。
洪州窑创建于东汉晚期,盛产于唐,止于五代,有近800年的烧造史,属全国闻名的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古代文献中对洪州窑的记载极少,最重要的记载见唐代陆羽的《茶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后世文献也多依据《茶经》。近代学者或认为洪州窑在南昌(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或认为洪州窑即后世的景德镇窑(《景德镇陶瓷史稿》),以及其它多种说法。1977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丰城县曲江镇罗湖村一带发现古代窑址群,时代为西晋到隋唐时期。1979年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对该处窑址首次发掘,发现了唐代龙窑3座,出土了大量窑具和各类青瓷器。初步确定该窑址群即洪州窑。1992年至1996年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丰城市博物馆联合对丰城的多处古窑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2002年又对新发现的窑址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成果证实这些古窑址是一个相连的整体,即历史上著名的洪州窑。从而揭开了丰城瓷文化的神秘面纱,填补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诸多空白。1994年洪州窑遗址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100个大遗址保护规划项目之一。
洪州窑是闻名于世的青瓷窑址,其产品美观实用,造型规整端巧,胎质细腻坚致,器形繁多,釉层均匀透明,玻璃质感强,纹饰简朴、生动,装饰技法多样,刻划、镂孔、戳印、点彩等技法并存,图案布局规整,繁而不乱,为同时期其它青瓷窑址所不及,是我国南方重要的青瓷基地。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造型 洪州窑烧制的青釉瓷种类丰富,器形多样,有双唇罐、罐、盘口壶、鸡首壶、壶、唾壶、虎子、盆、钵、碗、盏、盘、釜、洗、灯、盅、擂钵、碟、香熏、砚台等日用器和五联罐、耳杯、耳杯盘、灶、井、仓、鸡舍、鸭圈、狗圈等模型。器形有极深刻的时代烙印,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艺术取向,也是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和匠师们高超技艺的综合结果。不同时期的洪州窑生产不同造型的瓷器产品,满足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消费者的需要。
胎质 洪州窑青瓷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圆器类采用拉坯成形,琢器类先采用拉坯成形,系耳把柄等附件采用模制或捏塑成形,然后粘接。早期青褐釉瓷则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形,瓷玩类多采用捏塑而成。洪州窑的制瓷技术先进,原料加工工艺进步,对瓷土的选择严格,原料的粉碎和淘洗精细,杂质较少,捏练和陈腐的过程较长,经过烧结后,胎质变得细腻緻密,胎体孔隙度的比例较小,釉层几乎不起气泡,胎釉结合较紧密。胎骨坚硬,已能充分掌握窑炉的烧造技术,控制窑炉的温度。由于洪州窑烧造历史悠久,各个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特征。
釉色 洪州窑青瓷釉质光亮滋润,色调柔和,以青、青绿或青灰色为主,因胎、釉中含铁量的多寡以及施釉技术的差异,不同时期风格略有不同,有的呈现青褐、黄褐、青黑色。施釉技法略显单调,器物内壁采用蕩釉法,外壁用蘸釉法。
装饰 纹饰集中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趣,有明显的时代发展脉络。洪州窑青釉瓷器注重实用,装饰简单,朴素大方,纹饰不多,以素面为主,以造型为美,以釉色取胜。但装饰技法多样,有刻花、划花、模印、捏塑、锥刺,手法多样,有的一种技法单用,有的两种甚至三种、多种技法混用。
装烧 装烧技术的不同,直接影响器物的特点,留下不同时代的烧造痕迹。洪州窑产品的烧成均在龙窑窑炉中进行。器物装烧各时期不一样,具有较强烈的时代特点,东汉至东晋前期基本相同,既将支座置于窑床上,然后把坯件放在支座上裸露烧造。罐、壶、虎子等琢器多是单件置于支座上;而碗盘类圆器使用环形、环形三足、圆形锯齿状间隔器叠烧,每摞4~5件置于支座上,因此在多数器物的内底留有圆形或长方形的垫烧痕。东晋晚期装烧工艺出现重大突破,开始使用匣钵装烧,正因为这些先进工艺的使用,使洪州窑从东晋后期南朝早期开始进入兴盛期。该方法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期。精品青釉瓷器采用一匣一器烧成,一般的产品使用一匣多器的方法,坯件间以剧齿状、环形间隔器或细砂间隔。晚唐五代产品一改以往的匣钵装烧法,采用砂堆裸露叠烧的方法,在器物的内底和底足边缘留存有5~8个长圆形沙堆泥团痕。
现存于丰城市博物馆的有:东汉时的青瓷鸡壶和八系褐釉青瓷罐,东晋的青瓷匣钵,西晋的镂孔香熏,南北朝的叶脉纹青瓷碗、双层双线莲瓣纹茶盏、博山炉和青瓷灶,隋唐的青绿釉印花碗和印模,唐代的兽足双盂青瓷砚、仿金银器青瓷杯和麻布纹青瓷大瓮等。游客至此近距离观赏,不仅可以丰富文物鉴别知识,而且还可获得高品位的视觉享受。
2012年,《洪州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已经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批复正式实施,预计投入1.15亿元,规划范围为洪州窑遗址及周边地带,总面积约51.51平方千米。洪州窑博物馆也已动工开建。
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城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1~2日在丰城市的文化大会堂隆重举行。丰城市政府此举为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洪州窑陶瓷文化的保护发掘带动陶瓷产业的发展。依托洪州窑品牌效应,强力打造新兴精品陶瓷产业基地。力争三年打造全省精品陶瓷产业基地,五年打造全国精品陶瓷产业基地,八年打造全球精品陶瓷产业基地。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谥号文安,丰城市杜市大屋场村人。元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揭傒斯的父亲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结亲黄氏。揭幼年家境贫苦,5岁从父就读,刻苦用功,昼夜不懈,12岁博览经史百家,至15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擅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揭傒斯青年时期远游谋生,一些名公显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寻把揭看作是“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北宪使程钜夫称其为“奇才”,把自己堂妹许配给他为妻。一些程钜夫的同僚在与揭傒斯的交谈中,发现揭傒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辨,理正辞严。大家都视揭傒斯才华横溢,国家栋梁。更有人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这才是修史书的名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于是纷纷向朝廷推荐。
元延祐元年(1314),揭傒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1316),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1317),迁升为国子助教。六年(1319),朝廷提升揭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他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在揭傒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重臣,且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傒斯一生著史诸多,且都亲自执笔撰稿,孜孜不倦,他写的颂圣、应制、赠誉之作,条理清晰,体制严整,阐述明达。至顺元年(1331)预修《皇朝经世大典》,皇帝把他写的《秋官宪典》与《唐律》媲美,且把《太平政要》颁发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曼硕所写的,你们都要好好看看!”以“曼硕”唤之,可见对揭的亲重。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揭在70多岁高龄上仍废寝忘食地编修传史,至正四年(1344)盛夏,身染伤寒,仍伏案修撰,不幸以身殉职。朝中官员得悉噩耗,都赶到史馆哭悼。皇帝为他嗟悼,派官兵以驿舟送揭灵柩到故乡,葬于富州富城乡富陂之原(秀市乡水洲村对面山坡上),追封为豫章郡公,谥号文安。
揭傒斯性格耿直,表里如一,好善疾恶,他从青年时代就忧国忧民,不少诗篇如《临川女》、《杨柳青谣》等反映了苦难的社会现实。他步入仕途后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并未忘怀,如诗文“职教之徒臃肿腆傒”之句。同时他虽然在外做官,仍念念不忘故乡,丰城本不产金,但官府听信奸民商琼迷惑之言,要求上交黄金,弄得许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揭傒斯获悉此事,向朝廷详述实情,获准免缴黄金,为此县人感其恩德。揭傒斯一生喜欢游览,并做诗赋词,其中在龙虎山时写有《云锦溪棹歌》,曰“绕过浮石是蓝溪,溪上青山高复低。山中泉是溪中水,寻源直到华山西。”泸溪河是龙虎山的母亲河,两岸的奇峰异石、茂林修竹犹如仙境一般。
揭傒斯诗文造诣较深,与虞集、柳贯、黄傒号为“儒林四杰”,与虞集、杨载、范梈并称“元诗四大家”,尚存书集有:《四库全书》14卷、《四部丛刊》14卷(又补遗诗1卷)、《豫章丛书》18卷及《揭傒斯全集》。
邓子龙(1531~1598),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丰城市杜市镇邓家村人。明代抗倭名将,早年游学四方,邓子龙精通天文地理,善骑射,能诗词,工于书法,26岁那年,他借故乡剑气典故赋《磨剑口占》一首:“磨就霜锋胆气雄,神光长射斗牛中。张华去后无消息,千百年来起卧龙。”以寄托远大的抱负。
当时中国沿海经常遭受倭寇和海盗的侵扰,邓子龙率领江西官兵进驻福建泉州一带,英勇抗击倭寇达10余年,先后转战福建、广东沿海,大小数百战,屡立战功。他先后受陈晋德、吴桂芳、殷飞茂、郭成、张元勋等文武官员的器重。
万历二年(1574)抗倭战争基本结束,邓子龙被调回江西,先后任抚州把总、鄱阳守备,并在江西铜鼓一带成功平定了李大銮起事。在巡抚潘季驯的举荐下,邓子龙由铜鼓石守备升任浙江参将,巡视宁波一带海防。万历九年(1581),邓子龙入黔任武靖参将,一举平定了“五开兵变”,威名传播大江南北。万历十一年(1583),缅甸东吁王朝在统一全缅以后,不断发动象兵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在云南巡抚刘世曾和巡按董裕的请求下,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三千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沉重打击了缅甸侵略者的气焰,尤其打破了象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万历十三年(1585),邓子龙驻军姚关,开凿石洞,名为“清平”,寓滇西战乱平息,民众安乐之意。
1592年,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很快占领朝鲜全境,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政府派出已解甲归田的老将邓子龙出任明朝水师副总兵,率领中国水师援朝抗倭。在1598年11月18日至19日的露梁津大海战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与朝鲜民族英雄、水师统制使李舜臣不幸阵亡,壮烈牺牲。但这一仗日军海军遭受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中朝获得了最终胜利。战争结束后,邓子龙遗骨归葬丰城,朝鲜国王李日公亲自参加丧仪,并为他建立庙宇,世代祭祀。
邓子龙善书法、好吟咏,著有《风水说》、《阵法直指》和《横戈集》,现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一带均有许多邓子龙的遗迹。其墓地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铜鼓城东的铜鼓石上留有邓子龙题刻。丰城还不少地方和著名品牌均以邓子龙命名。
据说邓子龙还救过清太祖的命,清太祖即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据考证,明末努尔哈赤欲起兵攻明,经常亲自微服到辽东一带侦察,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努尔哈赤被一支派往朝鲜的过路明军抓获,交给了开赴抗倭前线的副总兵邓子龙。努尔哈赤过人的胆识,深受邓子龙的赞赏。邓子龙便放走了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大帝。为了报恩,努尔哈赤为在朝鲜阵亡的邓子龙立了庙,并把邓子龙的神位放入了清室最重要的圣殿“堂子”中祭祀,随着堂子迁往北京,邓子龙的神像一直在尚锡神亭中安放,直到清末。所以堂子又称“邓将军庙”。
熊佛西(1900~1965),原名福禧,谱名金润,字化侬,笔名戏子、向君,丰城市张巷乡人。1914年就读于圣保罗中学。1919年考入燕京大学,学习教育和文学,课余积极从事戏剧活动。192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历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38年在成都创办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任校长。1944年在桂林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了著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1946年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解放后,先后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主席、上海影协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10月26日病逝。1985年12月2日,熊佛西铜像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揭幕。
熊佛西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27部多幕剧和16部独幕剧,有7种戏剧集出版,著有长篇小说《铁苗》、《铁花》,戏剧剧本集《佛西戏剧集》(4册)、《佛西抗战戏剧集》、《赛金花》、《上海滩的春天》,专著《写剧原理》、《过渡及其演出》、《佛西论剧》,散文集《山水人的印象记》等。
夏征农(1904~2008),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丰城市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工作期间,夏征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回答读者的来信。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期间,他与鲁迅联系较多,鲁迅是《太白》的主笔,他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名篇,都是在《太白》上发表的。1935年8月21日晚,陈望道请鲁迅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会面,鲁迅非常健谈,夏征农感觉鲁迅确实才华横溢、和蔼可亲。鲁迅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在当时影响很大。1941年11月,夏征农亲历了“皖南事变”,他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他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几昼夜突围后,然后又和战友在老百姓家中隐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才脱险。
济南解放后,夏征农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副书记。解放后,夏征农历任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文革”结束,夏征农于1978年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成、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在他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问世,发行量逾60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卷分册。求新,是身为主编的夏老在《辞海》编纂过程中一贯强调的要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解决《辞海》编纂中各种问题的钥匙。比如在编纂《辞海》1979年版时,许多疑难杂症一个个地摆在编辑部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陈独秀、刘少奇、林彪、瞿秋白等怎么写?夏征农说:“《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效果,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就这样,1979年版《辞海》得以按照创新、实事求是原则顺利完成。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夏征农接到江泽民总书记的电话:“为什么《康熙字典》收词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词就不收了。我们还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2002年,《大辞海》编纂工作启动,年近百岁的夏征农出任主编。他为《大辞海》的定位是:“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分卷本开始出版,至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夏征农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最后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辞海》。
何辉(1911~1996),原名根生,又名苇康、辉康,丰城市人。父辈时迁居湖南平江县。1927年,何辉随父到江西兴国杨泰药店当学徒,他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1929年3至4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来到兴国,何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工会,开展斗争。1930年8月,何辉参加了红军。先后编入李明瑞领导的红七军、红二十军、湘赣独立师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兴国县总工会分会委员长,湘赣军区后方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红十七师军事裁判所所长,红六军团军事裁判所所长。1934年,红二、六军团会师,成立红二方面军,何辉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破坏部部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独立支队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晋西北新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二0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政治部主任,吕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山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建立吕梁、晋中解放区斗争,参加临汾、大原等战役。解放后,何辉任天津警备区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一级红军功勋章。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委员。
李振邦(1913~1999),乳名海霸,谱名启海,丰城市人。出身贫穷,读了二年私塾。12岁时,母亲因病无钱治疗离开人世,海霸从此失学,帮人放牛。13岁到福建学皮匠。3年后,海霸回家又正碰上家里着了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海霸又不得不外出漂泊。
1930年6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湘州,正在福建的海霸参加了红军,并改名“李振邦”,他立志不当“霸王”,而要振兴中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六团机枪连副排长,红七军团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赣东、宜南等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抗大第一分校大队政治协理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山东纵队第二旅五团政治委员。沐水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等。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二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四十二军一五五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豫西剿匪以及解放大西南战斗。解放后,任解放军炮兵师政治委员,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在济南病逝,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