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吴城遗址
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位于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萧江上游丘陵坡地,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
吴城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遗址经过九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即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在遗址中共清理房基2座,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吴城商代遗址考古发掘当中,出土了数量不菲的陶文,这些文字、符号和图像,分别刻画或压印在石范、陶范、陶刀等生产、生活工具上,共达120余件。经学者研究,这些文字是一种已经失传的比较先进的供地方使用的古文字。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吴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是表音字和记录功能存在的重要信息。
吴城陶文中有些字仅见于殷墟卜辞,不见或很少见于西周金文,这表明,这些字只盛行于殷代,到西周就已经被淘汰了,据此说吴城陶文与殷墟卜辞同一时代是很恰当的。有些字尽管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但是这些字在中晚期卜辞已经出现相同或者相近的形体。因此,陶文的下限应不晚于殷墟卜辞的晚期。这也就是说,吴城陶文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商代后期出现的殷墟甲骨文。根据研究,吴城文字符号有不少与中原陶文、甲骨文、金文相同或类似,如“田、土、于、之、祀、在”等字;有的则保留一些原始因素,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都没有见过,如“五、在”等字。这种情况表明,吴城文字符号是吴城居民在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供地方使用的文字。
无疑,吴城陶文是先民在长期的社会交流和劳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从工艺上看,这些文字符号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焙烧或施釉前以及制作石范时刻上去的。而具体书写陶文的人,显然出自劳动人民之手,可能是当时的陶工或铸工。所有陶文,字形工整,书法秀美,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可是在文字发明之初,并不是人人会写字,识字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又表明它不是一般的不识字的普通陶工所为,有可能是陶业世家中,有位于上层的识字者,专门负责在陶器制作好后为需要刻字者刻字。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曾对吴城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期到西周早、中期,除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原料是红铜(即纯铜)。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掌握着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而吴城古城内出土的300多扇用于铸造青铜农具和武器的石范,则表明这里曾是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青铜器铸造中心。
在美丽富饶的赣江鄱阳湖平原上,分布着众多商周遗址,樟树市吴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商代遗址中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一处。种种迹象表明,这处遗址决不是一座普通的村落和聚邑,而是商代一处都邑。城邑是早期国家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的物化形式,统治者以其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地位,修筑高城深壕,表明它们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代表,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经测量,吴城遗址是作为方国都城或军事重镇的盘龙城遗址的9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吴城文化不是商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是一支与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地方文化。在诸种手工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是青铜铸造业,吴城城内所出土的300多扇铸铜石范及大量铜渣、木炭显示这里有一个青铜铸造作坊,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工艺之精湛,为前所未见;吴城出土的陶瓷器品种之丰富、造型之精美、制作之精工、装饰纹样之规整,也是其它地方罕见的,显示出吴城遗址作为中心遗址的显赫地位。据考证,吴城古城,分为生活区、制陶区、铸铜区、祭祀区等几大区域。城内居住着大量人口,生产者不直接从事农业劳动,而是以生产某一产品为业,他们把自己生产的手工产品拿到集市去交换、出售,换取货币之后再买回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而城邑周围的百姓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外多余粮食再拿到市场上出售,然后买回小件青铜器和陶器等。社会需要,推动了商业贸易的产生和繁荣。
总体上看,吴城文化已出现了超越普通村落乃至次级中心聚落的权力机构和贵族,社会组织形态中的个体家庭本位制及社会结构方面的金字塔形等级体系,己表明吴城文化社会形态的明显“国家”色彩。由此看来,吴城文化演进已与同时期的中原殷商王朝相似,基本上迈进了文明社会的殿堂,而且可表明吴城文化是商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的中心文化,吴城商代遗址作为古肖江的上游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因此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太伯系西周太王古公的长子,周文王姬昌的伯父。他的生活年代,为先周时期,约晚商之世。古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古公欲将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季历,于是太伯就与仲雍南奔,在江南建立起吴国,史称“太伯奔吴”。太伯奔吴事件,历来是史学界争论的热点。关于太伯奔吴原因及其地点,史料未作详细交待。导致长期以来颇有争议:有陕县说、苏南说、镇宁说、赣鄱说,众说纷纭。著名的樟树吴城商代遗址被发现后,太伯奔吴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较一致认同赣鄱说。史学界依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推定太伯所奔之吴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地区——吴城遗址。至此,太伯奔吴谜团破解。
吴城都邑的消亡,也有专家考证,认为吴城遗址中城壕的颅骨,可能是大量战俘割首所致,且年龄大多为20至40岁的青壮年,而其中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这些颅骨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以及惨烈度。既然吴城曾经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争,那么吴城消亡很有可能是被战争毁灭。因为此处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拥有铜、锡、盐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其他方国的必争之地,从而导致了吴城在战争中灭亡。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随着吴城遗址的发现和挖掘,在中国学术界一直颇受关注的吴文化研究,又爆出了热点。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1年国家文物局将该遗址列入“十五”期间大遗址保护50处重点之一,定性为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吴城遗址年代距今3100~3500年,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土著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进而推翻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届时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